法律教育改革从创新法学教育研究开始

中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之一是法学教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只有通过研究弄清楚法学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法学教育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法学教育怎样才能培养合格的法学人才等这些根本问题,法学教育改革才具备了前提和基础,否则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基本思考和研究,中国的法学教育改革仍将处于盲目状态.本文对中国法学教育研究的状况进行综述,指出其成就及不足,并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的工作和经验为例,探讨从事法学教育研究的方法和创新.     

国家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出优秀的法律职业人员,而法学教育则是统一司法考试的基础。缺少了法学教育为基础的司法考试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离开了法律职业为指引的法学教育不仅缺乏发展的动力,还会迷失方向。本文在介绍我国法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两种法学教育模式的优劣,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应构建以法律硕士(JM)教育为主体的法学教育新模式。     

中国法学教育3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法学教育的恢复期、法学教育的扩张期和法学教育的探索期.当前,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脱节现象,法律硕士的教育投入还不足.中国的法学教育应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回应社会需求;改革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衔接起来;调整法学专业设置,压缩法学的教育规模.     

广东法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有什么样的法学院就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有什么样的法律人就有什么样的法治社会。法学教育不仅仅传授法律知识,而且培养法律信仰,提高全社会的法律观念,促进法治化进程,因而,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建设问题,而是事关依法治国和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目前,广东省法学教育存在着重规模、重速度、重招生,轻培养、轻质量、轻信仰等储多问题,但首要问题是法学教育的规模失控、起点太低、层次太杂,严重影响了培养具有统一法律信仰、统一法律知识背景和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人才目标的实现。本文针对这一突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尽快取消大专及以下层次的法学教育,以本科教育为法学教育的统一起点,加强研究生教育,引入评估机制,切实保证法学教育的整体质量。     

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困境及教育模式的重置

中国法学教育的困境与其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配置存在着直接关系。在借鉴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相应制度的问题上,中国的法学教育模式一直摇摆不定。秉承中国教育传统,理性整合两大法系的教育模式,兼顾理性培养和实践培养,规范严格的法学人才培养路径,是解决目前中国法学教育困境的正确途径。     

关于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学本科教育的方法、途径,并结合21世纪法学教育的新要求,设计了法学本科培养的规格和目标,对新世纪法学本科教育模式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司法考试——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桥梁

法学教育,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前提和基础,法学教育通过司法考试源源不断地向法律职业输送法律人才。而当前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还不够,法学教育偏重基础理论和学术精神,而法律职业几乎完全是实践。司法考试起的核心作用,就是要立足于法学教育的现状,尊重高等教育的规律,在考试内容等方面与法学教育相互协调。逐步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与共同发展,最终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合理衔接问题。     

新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转型与趋势

市场经济对法律的诉求和依赖,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快速膨胀与发展,产生许多令人不安的隐忧。如何认识当前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对新世纪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关系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政治教育到专业教育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的历程,不只是影响当时法学教育的格局和特色,它也是形成法学教育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规制了新世纪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中国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20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清末新政,西方近代的法学思潮涌入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迅猛,法学一度成为显学。在概念、原则和体系诸方面均与中国古代法学迥异的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开始在中国建立。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的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发展,法学教育再次勃兴,并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从法学教育精英化走向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国未来法学教育坚持精英化走向的实现路径。     

中国法学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及对策

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方式培养的法律人才远不能适应加入WTO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要,不能达到法学教育国际化的标准,无论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教育体制、培养方法上都与国际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法律人才相差甚远。因此,重塑一系列适应法学教育国际化需要的人才标准和培养模式,进行一场适应WTO法律服务贸易需要的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