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孔子《春秋》的认识与评价

孔子《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首开私人著史之风,且为史学经世的滥觞。因此,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对孔子《春秋》的认识,历来褒贬不一。有的对它推崇备至,奉为经典;有的只承认它贵在直笔,敢于直书善恶;有的人因其记事简约而斥之为“断烂朝报”“村店所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史家，对这两种史学现象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从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入手，探讨了“直书”与“曲笔”产生的原因。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

传统史学的二重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有很集中的体现,史书修纂中的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等,自《春秋》起,在近三千年的历史编纂史中始终一以贯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属性。对待这一属性,当取审慎辩证的态度视之。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左传》与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左传》与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密切关系,它是许多优良传统的源头。《左传》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据事直书传统、详近略远传统、文史结合传统、史论结合传统。历代优秀的史学家继承并发扬了这些优良传统。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翦伯赞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翦伯赞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使史学研究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解放后,他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旧史学,批判以苏联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題的初步意见》一文,是他在一九六一年夏开始主编《中国史纲要》一书时,为我校历史系参加编写《纲要》的同志撰写的参考提纲,曾发表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后又有个别修改。在这篇文章中,翦伯赞同志就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意见”。这些意见与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有关讲话相配合,坚决批判了当时存在于史学领域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和浮夸、浮躁等不正之风,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史学领域是一个重灾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戚本禹之流就给翦伯赞同志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的大帽子。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蓄意诬陷。今天,林彪、“四人帮”虽已揪出,可是流毒不可低估。翦伯赞同志当年谈的一些问题,至今仍为史学界所关心。因此,我们将这篇文章的最后改定稿重新发表,以供读者参考。     

试论郑樵《通志》的史学思想及历史作用

郑樵是我国宋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编著的《通志》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在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通志》中阐述了郑樵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了解郑樵的《通志》，对于今天研究史学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有层出不穷、灿若群星的历史学家，他们视治虫为名山事业，世代相承、执著追求，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籍，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良的史学传统。对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古今学者多有论述。笔者对此也略有探讨，现将自己的粗浅体会整理成文，呈给学人，以为共勉，并求教正。中国古代史学有数千年发展史，积淀下来的史学传统丰富而复杂。在诸多传统中属于优良的部分究竟有哪些？笔者管见，以为就古代史家治史的道德品质和学术精神而言，其优良传统主要有“推义之求”、“换而不舍”、“博学强识”、“著述成家”、“据事直书”…     

试论《儒林外史》“卧评”本关于人物描写的点评

古典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卧闲草堂”评点（以下简称“卧评”）,对《儒林外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精妙的论述。其中关于如何刻画人物形象的点评,对于我们探求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理论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将对“卧评”关于《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描绘手法的点评作一番浅显的探讨,从而稍稍体味“外史纪儒林,刻划何工妍”的高妙。一、给风给水,直书其事“卧评”在《儒林外史》第四回总评中说,作者刻画人物“乃绘风绘水之手段”,“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在第三回总评中也说：“作者之笔,其为文如雪,因方成,遇…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简谈《史通》的“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刘知几撰《史通》是从史学的总体(史体)着笔,分正史、杂史两人类,正史归纳为“六家”,杂史析为“十流”。“六家”又总括为“二体”。“二体”以纪传为主,编年为辅,评述“二体”,贯穿《史通》全书。《史通》论述“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就“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言,大体包括以史核经揭穿经学的虚伪,赋于史学以理性的表现;抨击世家大族占据历史舞台,树立史家敢于直书的品格;针砭文弊,严正史学的体统等这几方面。由于刘知几不满于唐初贞观年间官修的六部史书,又不敢正面辄加批评,“遂于迁固以降,肆意触排,无所顾忌”。因此,他的史学主张大都从批判这六部史书中曲折地表现出来。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说“刘氏之志,既不获申于修史故于当代官修之史亦抨击不遗余力”,可谓破的之论。本文仅就《史通》的“指归”、“体统”,试作简谈,敬求匡正。     

新时期理论历史学发展的代表作——评李振宏、刘克辉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一部表征着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历程和水平的重要著作.这部理论历史学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见证并且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第二,它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历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它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堪称是“一家之言”;第四,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它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重要的史学存在学问题,并且首次把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纳入到“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之中.     

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

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编著的《通典》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综论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的史学专著。由于杜佑《通典》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籍中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这种体裁,于是《三通》、《九通》以及会要之类,巨著长编,相继出现,蔚为大观。所以杜佑《通典》在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表现在《通典》中的杜佑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观点的进步成分,对当时以至后代政治和史学的发展。对当时以至后代政治和史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杜佑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详述其沿革损益,议论其是非得失,并不是为了“好古”,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将施有政”,“度其古”而“行于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为今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这种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与现实密切结合的精神,至今仍是值得批判地予以继承的。     

论“问题史学”的产生及其当代意义

在当代史学研究中,“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受到各个学科的广泛认同,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表明“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得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追溯了“问题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次阐述了问题史学的内涵;第三,结合当代历史研究的趋势,说明“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其为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一些启示性作用。     

试论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读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第三，阐明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对当前史学的振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史学危机”与史学改革开放的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扩大；人们特别是史学界对史学现状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提出“史学危机”问题，发出开创史学新局面的呼声．本文试图从分析“史学危机”的本质含义入手，接着探求其成因，从而凸显史学改革开放的紧迫性．一、“史学危机”的本质含义《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期发表了张象的《应该从后面开始—一谈谈当代史研究教学的危机》一文，较早在文章标题中使用“危机”一词，在一些讨论会上，“史学危机”被人们经常谈论到，至1985年《文史知识》第12期发…     

日本史学刊物简介

《东方史研究》,1935年创刊,东方史研究会出版。主要刊载关于亚洲特别是我国历史研究的文章,兼载书评和文献题录。《历史评论》,1949年创刊,校仓书房出版。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编辑,刊载有关历史研究的论述、讲座、对话和书评等,以研究日本历史为主,兼及我国和其它国家的历史。《史林》,1916年创刊,史学研究会出版。主要刊载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论述、     

论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

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史学研究范式的论文已经不少,但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似未见到。作者运用库恩同时主要是莫兰的科学研究范式思想,以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及其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对象和方法,归纳概括出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样式,另辟蹊径地对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作了一番解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联系史学界对历史主义史学的认知现状,阐释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和“如实直书”的概念,简要地对其现实意义进行了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