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绍兴四年朝臣奏疏看南宋朝廷的对敌之策

绍兴四年是南宋朝廷初步扭转时局的一年,朝廷经历了伪齐与金人联兵南犯的大事件,最终以胜利而告终。在此前后,南宋朝臣频上奏疏,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全面分析敌我形势,为朝廷确立＂先擒刘豫,则金人自定＂、＂和议乃权时之宜,以济艰难＂的对伪齐、对金的不同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晋、宋易代与琅琊王氏政治--兼论王、谢二族之政治矛盾

晋宋之政治更迭给东晋以来诸如琅琊王氏这样的士族群体在政治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新朝政权对这些旧的士族政治群体在权利上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随着门阀政治的逐步崩解,以往士族成员之从政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晋入宋的琅琊王氏成员在政治上虽然仍然受到朝廷之重视,但他们的参政不仅受到皇权政治的严格限制,而且其本人参与朝廷政治的信心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处于易代政治之际的琅琊王氏成员的这种政治得失,以及由此给家庭成员乃至朝廷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另外,王、谢二族对待桓温逆乱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因这种不同政治取向所产生的矛盾,亦可看出以往相对独立的士族政治,而此时必须借助于皇权政治的影响方能彼此展开争斗的现实.     

唐代的僚人述伦

唐代,中国南方僚人开始发生分化,具体表现为出现了带僚字的不同族称,这种民族名称的变化,事实上是僚人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唐代的僚人一部分分布在正州、一部分分布在羁縻州,所以朝廷采用了不同的政治策略进行治理,对剑南诸僚是采用正州的全国统一的政策进行治理;对于在正州山区的葛僚则采用较为灵活的政策治理,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而对于边远地区的僚人则以羁縻制度进行,例如对僚人当中的西原蛮,在满足他们政治诉求的同时,对于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则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以军事的方式解决。在已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政体制之内,僚人与朝廷的冲突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冲突,但这样的冲突对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政治的文化与文化的政治——也论左联领导人与鲁迅的分歧

左联领导人与鲁迅的分歧既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但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逻辑,即“政治的文化”和“文化的政治”的分野与矛盾。“政治的文化”是以文学艺术为工具的政党政治行动,强调政治实践和文学艺术的直接政治效应,轻视文艺创作及其规律;强调成员对集体的服从,排斥个人意志和主体精神;在行动上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策略。而“文化的政治”则是以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感和独立意志为前提的文学艺术活动,遵循自己的真实体验和生活经验,以自成一体的文学世界来传达一种广义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在理论上坚持批判性、在实践中坚持独立性和主体性。     

明代茶马金牌停止时间考

茶马金牌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由朝廷颁发给西北藏族部落用以纳马易茶的一种铜质牌状凭证.“其额上篆文曰:‘皇帝圣旨’,其下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死’.”金牌一式两面,“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朝廷“三岁一遣官合符.”持有金牌的藏族部落三年向明王朝纳马一次,总数为一万三千多匹,并按明政府确定的茶马比价获得一定数量的茶叶.这种纳马数量、易马时间、茶马比价都有定规的差发马制度,是明王朝在藏区实施的“以马代赋”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既反映了明代汉藏两族之间的经济关系,也体现了明中央政府和藏族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通过差发马的征发,国家强化了对西北藏族的政治统治.     

略论万历时期史家对建文朝历史的认识——以朱鹭《建文书法儗》为例

万历时期史家对建文朝历史的认识因时势而变化。从维护礼教和学术真实出发,万历史家提出"靖难是而革除过"和"文皇帝本心"的观点,肯定建文朝政治成就及逊国诸臣践行纲常的美德。这种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认识靖难和建文朝廷,为朝廷以逊国诸臣为素材推行教化提供理论支撑,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也便成为世人关注之焦点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唯一的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和朝廷。     

西汉中前期学术走向与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兼论帝王政治与士人学术诉求间的矛盾分歧

西汉中前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学术发展演化对朝廷用人政策带来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帝王政治与文人士大夫学术诉求之间的矛盾及分歧;士人阶层政治分歧所带来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随朝廷政治的推进实施表现的愈加明显。刘邦建汉至汉武帝当政的百余年间,“黄老之学”成为左右朝廷政治走向和文人士大夫政治选择的重要筹码。汉武帝执政后,并没有将儒学推向真正至尊的地位,我们发现像董仲舒这样一些推行儒学思想的人,在朝廷政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故透过董仲舒的政治命运及汉武帝的用人,不能不使我们对西汉中前期的这段学术政治历史重新进行思考。     

五代十国割据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统一进程的影响

五代十国与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相比较,在割据形态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一,五代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二,十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三,“保境息民”是南方割据政权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旨。这些割据形态特征对国家统一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决定了统一事业势必由中原王朝来完成,只是待以时机而已。其次,十国对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以及南方割据政权“保境息民”政策,使得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避免南方率先统一而再次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从而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阴”“阳”二题

作为词,"阳"的本义是"太阳;阳光";"阴"的本义是"没有阳光;阴天"."阴"、"阳"表示山水南北的意义,是先产生于"阳",然后连带影响到"阴"的.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其原始意义是指山坡和河岸.水的阴阳与山相反,是因为河的北岸向南,南岸向北.     

论清初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差异及成因

清初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是诗文中,还是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在呈现方式上或显或隐,有较大差异;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文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     

试论模拟与北朝文学的南方化

北朝文学的发展,是通过模拟南朝文学,以北朝文学南方化的方式实现的。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魏初到孝文帝迁都以前,是北朝文学在模拟中复苏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孝文帝迁都到东、西魏分裂时期,是北朝文学全面模拟南方文学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东、西魏分裂时期到隋统一北方时期,是北朝文学与南方文学走向全面融合的阶段。北朝文学与南方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对疏离到最终融合的过程。     

项忠与满俊事件

项忠是传统史学中评价有失公允的明代名臣，满俊事件是 明代北方边境的蒙古势力反抗中央政府的一次重要的军事斗争。本文通过对此次事件始末的 述评，从一个方面重新评价了项忠，分析了始终困扰明朝北方边境的蒙古势力对当时朝政的 影响，揭示了自明初起就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南人、北人之争。     

以盐化工业为主导推进南北互联互动

榆林南北差距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能够也只能在工业化过程中消除。近期发展南部工业,实现南北互联互动,把盐化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是比较现实性的选择。     

辽代行政制度二元化原因分析

辽代行政制度的二元化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以南、北面官分治汉人和契丹人,这是由契丹统治者对待汉族文明的态度决定的。一方面是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是有意疏远和抵制。行政系统的二元化,正是这种既利用又抵制的态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唐末五代初期北迁汉人对契丹立国的影响

从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晚期开始,由于中原局势混乱和契丹贵族的不断南下掳掠,汉人不断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引起契丹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契丹政权,并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各项法度,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契丹政权,为日后辽朝是实行北南面官制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学--以意大利为例

意大利南北地区的经济成就、地方政府所执行的效率、市民生活的特点都有明显的差异.从北部地区的状况看,社会和政治效率发挥得非常好,市民之间的信任和参与网络也非常发达;而南部地区则不是这样.南部与北部之间如此明显的差距主要根源于中世纪以来传承下来的两种体制:北部具有共同体性格的共和国传统,而南部则具有君主制传统.正是这两种传统导致了市民参与和人际纽带方面的重大差异.如今,在经济上取得优异的成就而且保持良好的集体生活的地区都是那些在市民参与、合作团体、相互帮助等方面拥有优良传统的地区.这就意味着,社会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和政府能力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