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黑格尔伦理实体逻辑之拓展

黑格尔关于伦理实体经过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必然性的圆圈”辩证运动，建构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体与实体统一的自由的正反合发展理念，对理解自由及其实现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但因为过于侧重抽象的理念，没有解决好抽象的理念和客观的共同体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从而没有彻底解决黑格尔认为的道德阶段善的主观性和抽象性的问题，把具体共同体中个体与实体统一的特殊形态当作了普遍形态的正反合，使自由及其实现陷入了抽象与封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从客观上肯定了现实伦理共同体逻辑的不断拓展，同时也拓展了人对自己实体性的理解和建构，肯定了特殊与普遍、个体和实体相统一的自在自为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精神性实体与客观性实体相伴而生、互相影响、辩证提升的过程。     

论公民化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论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跨文化传播的伦理空间

日益深入的全球性危机使全球伦理建构的迫切性凸显,亦使之成为关系全球秩序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依据跨文化传播的空间维度,全球伦理的建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的、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伦理;不同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内部的交往伦理;全球社会各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之间的交往伦理.中国社会各界应恰当运用自身及其他文化的伦理经验和信仰资源,以积极的伦理建设履行当代中国对国民和世界的道德承诺,以赋予全球伦理新的内涵和意义作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霍耐特是否误读了黑格尔?——以黑格尔的“否定伦理”章为例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不仅重构了主体间的理性交往模式和社会规范秩序,而且也在客观上复兴了黑格尔耶拿早期的社会冲突理论,特别是《伦理体系》中的“否定伦理”章节。但问题是,霍耐特对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承认式解读,实质上是把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理念简化、降级为社会道德发展的逻辑方案。这种承认解读模式不仅遮蔽甚至放弃了“伦理国家”的理论指向,而且在根本上与黑格尔《伦理体系》的写作意图不相符合。本文首先解析霍耐特的承认范式是如何悖离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文本语境,进而指出,只有从黑格尔伦理体系化的视角,才能正确理解“否定伦理”所承担的结构性的过渡功能：把伦理的自然阶段引向伦理的真正形态,引向统一的民族国家。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论宪法法律关系

宪法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质,从产生过程来讲,是国家与全国的公民代表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具有契约性。在宪法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和公民:国家作为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唯一性,公民作为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普遍性。宪法法律关系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可以利用宪法法律规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维

构建和谐宪法文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寻求宪法主体--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其价值预设是:公民在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的国度里享有充分保障的自由和权利.这需要折中的睿智和勇气.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上,应建构一种柔性而不是刚性、开放而不是自闭的回应型宪法文化价值秩序.权力谦抑具有建构和谐宪法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德性功能,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型塑责任意识下的权力谦抑性品格,是和谐宪法文化的制度伦理和实践基础.宽容作为权力谦抑性的最好注脚,体现了宪政主义的生态文化观.培育多元价值下的宽容精神,是当代中国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道.     

“公民伦理”建设的深层困境与当代主题——人性幽暗、“公德焦虑症”与道德化生存凝思

文化直接关涉伦理。文化无论就其作为本体论生成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还是从其实践论意义上的"人的生存样式或活法",以及最为功能论意义上的人对生存环境的应对方式和策略等,都离不开相应的伦理规制,合理的伦理规制保证了文化演进的方向;公民伦理的思考离不开文化自觉。现代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公民文化,与之相适应,其伦理规制形态就只能是公民伦理。公民伦理的价值目标是公民普遍的"公德意识"与"公德信仰"的养成,其能否实现,直接取决于优良的以公共性为核心价值目标的社群共同体的创建。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宪政理念的发展--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看

传统宪政理念强调国家与公民关系相对立的一面,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建立国家与公民相互促进、统一和谐的理想状态成为现代宪政理念的追求。     

伦理道德是国家观形成的基础——黑格尔道德思想研究

黑格尔认为法是理念的自由,他以此不仅把法看成由文字表述的条文构成的通常意义的法,而且把法理解为由伦理道德构成的精神性的存在,认为法是意志自由的表现阶段和形式,是人的精神的规定。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主观的法,伦理是主客观结合的法。它们不仅是法的构成环节,而且是国家观形成的基础。黑格尔国家观是伦理道德与法的结合。     

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构造

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要使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环境立法、实现生态文明的科学依据，需要深刻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逻辑构造。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了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生态、资本为本，其逻辑要义是以新发展观、新生产力观、新文明观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辩证统一，其逻辑指向是坚持环境正义的人类命运共生发展。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将自然—人类—社会三者进行有机统一，坚持人类的根本利益，从地球整体视角统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塑发展和环保的联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历史性举措——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主题、核心和突破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而其实质则是作为政治文明主体的人的文明建设;政治主体的政治文明素养的提升,是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价值追求,主要可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强"公民教育",促进公民意识的确立与培育;二是加快"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促进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努力实现政治价值认同.     

现代公民是怎样的“主体”?

公民社会得以建立、公民教育得以实施的逻辑起点应是对公民概念的厘清。现代社会里的现代公民是一个统一的多维度主体,兼负权利义务的政治主体是公民最基本的身份,定义了个体与国家、社会、他人的基本关系。经济主体的确立是保证实现公民主体性的物质保证,文化主体的自觉是公民个体与他者的情感联合,而道德主体的实现是公民主体性的最高完成形式。     

重新思考公民与公共生活：基于儒家立场和中国历史经验

本文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理念,重新思考公共生活与公民概念。在西方,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理论中,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都是城邦,这是一个点状的政治共同体。不过,至少从尧舜开始,自觉的中国就呈现为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形态和公民身份与西方不同：中国存在着多中心、多层级的公共生活单元;所有人在不同层级上参与公共生活,多少都具有公民性;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君子或者儒家士君子的公民身份是多层次和可扩展的,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这一中国经验提醒我们,应该超越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的地方性概念和理论,发展更为普遍的共同体、公共生活和公民理论。     

论爱情伦理的建构和爱情伦理教育的意义

爱情伦理包括婚前求爱伦理和婚后维爱伦理。爱情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爱情伦理的道德规范是平等互爱、忠贞专一、宽容大度、健康纯洁和沟通分享。实施爱情伦理教育,对于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提高女性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作为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公共行政具有管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行政发展需要对官僚体制在上述三个维度加以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行政发展的困境就是官僚制自身的组织缺陷在管理、政治和伦理三个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同时,官僚制的公共性特征导致在管理、政治和伦理这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逻辑困境.这构成了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主体性”的三次转向——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性"对于把握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生成受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体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实践主体的双重影响。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理论依据是理性形而上学:主体的根基是绝对。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主体的抽象性,把主体的基础立足为现实的、感性的实践。马克思批判费氏实践只是一种无对象的感性直观,并且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提出主体是现实的具体的主体,是理性与实践的统一。然而,现实社会中的主体却受到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控制而丧失了现实的具体性,这是马克思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根本任务和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