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苏轼对陶渊明《闲情赋》评价之正解

历来人们对苏轼评价陶渊明<闲情赋>的一段话,都没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其实,苏轼这段话,前后观点并不一致.前边的意思是说,<闲情赋>是一篇象<诗经·国风>中的情诗一样的"好色而不淫"的爱情赋;后边的意思是说,<闲情赋>是一篇象屈原<离骚>一样的借写追求美人以抒写追求政治理想的有寄托的赋.     

萧统《文选》赋观二题--兼论《文选》对赋史之贡献

萧统与<文选>,十分重视"赋".从<文选>所选的大量历代赋作中,可以清晰地至少综合出萧统的两大赋观.而且,萧统的这些赋观,对赋史的写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代用于政教的音乐调子--赋、比、兴之本义探源

不同意大多对赋、比、兴"三用"本义的理解,以其最早出处<周礼·春官>为论述起点,逐步反推赋、比、兴的音乐本质,并结合<诗>的来源加以佐证;另外,周代社会音乐以礼为核心的特征决定了赋、比、兴的政教功能.     

俊异意象背后的悲情--试析杜甫的《雕赋》与《天狗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了解杜甫生平和理解其思想,人们经常提到他的<三大礼赋>.然而真正能够体现杜甫一贯的创作风格(沉郁顿挫)的赋作当数<雕赋>与<天狗赋>.通过对二赋意象现实性与象征手法的文本表层分析以及从写作背景、文体特征、文本本身进行深层意蕴分析,可以看出<雕赋>与<天狗赋>的独创性与悲剧性.     

《诗经》言情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诗经>在艺术上突出的就是赋、比、兴的创始,赋、比、兴等"有意味的形式"在言情中的广泛运用,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味道与价值,成就了<诗经>富于内容的结构形式、富于情感的表达形式、富于意境的审美形式.本文努力以文艺美学的观点给<诗经>言情形式以新的观照.     

命运&#183;天意&#183;上帝——《雷雨》的神秘主义思想本体破译

<雷雨>中的命运观一直是学术界观注的焦点问题,但关注往往停留在价值评判层面,很少有人对其学理内涵进行剖析.<雷雨>中的神秘主义思想观念很多,构成其思想本体功能的除命运现以外,还有天意思想和上帝观念.相比较曹禺所稔熟的<圣经>文本中的"上帝"形象可以包含"命运"、"天意"以及与"上帝"相类似的"宇宙主宰"、"第九个角色"等观念的特点,成为真正的<雷雨>的神秘主义思想本体.而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悲剧艺术的审美功能方面,从作者的创作初衷看与学术界习惯上所说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多少必然的内在联系.     

陶渊明《闲情赋》之"十愿"受到佛教影响质疑--对《陶诗佛音辨》的一点质疑

丁永忠先生在<陶诗佛音辨>中提出陶渊明<闲情赋>之"十愿"是受佛教影响的产物,其证据主要有三点,即"十愿"受佛教"发愿语"影响;"十"具有中国古代未曾有之"园融无尽"的美学含义;"十愿"化为"十悲"是佛教的"下转门语".本文试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主要是查找和归纳陶渊明之前"十"的用法,对第二点进行质疑.     

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

少帝曹芳被废,使阮籍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波动和震荡,阮籍在<首阳山赋>中,既哀伤了少帝曹芳的被废,同时也自觉地对自己的人生出处进行了反思.在阮籍心灵史上,<首阳山赋>是一座不可忽视的心灵界碑.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

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有人认为是全本,也有人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里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亡、無"和"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词体诗化理论发皇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理论家虽仍多尊奉《花间集》,以"协律和声"和"娱宾遣兴"之类理论观点,守护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词体特性,但在时代新风的吹拂下,在词体演变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作用下,其理论和创作都出现或强或弱的诗化的倾向,从而在客观上成为诗化派和词体诗化理论的襄助者和补苴者。他们所取得的具体理论成就,应予充分关注和科学辨析。     

初盛唐干谒作品的精神内涵

初盛唐文人干谒成风,他们留下的大量干谒作品成为初盛唐文学的优秀组成部分。这些干谒作品大都一洗前朝同类作品卑缩阿谀的格调,处处流露出初盛唐特有的昂扬乐观的时代气象,而这正是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在初盛唐干谒作品中主要体现为:济世救时的人生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强烈的功名愿望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平交王侯的姿态和傲视权贵的意气以及极度自信的意识和浪漫主义的基调。其主要文学价值在于展现了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昂扬进取的精神内涵。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金初耆旧作家与庾信之比较

同为出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作家,由南朝入北朝的庾信和由宋入金的耆旧作家的作品却有很大的不同。金初耆旧作家缺乏庾信作品中的王室情,其各自的具体处境和历史环境是其主要原因。     

略论贬谪对唐代文士创作的影响

唐代文士在贬谪时期创作了大量表现贬谪生活与感情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贬谪遭遇 ,对其创作的影响极为显著 ,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拓展、深化。贬谪文学在内容、主题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 :多是抒发被贬的委屈不平、牢骚不满 ,乃至愤慨之情。思念故国亲友、期望召回京城等 ,也是其特色的一个侧面     

试论南朝文人的家族意识和乡土情结

通过对南朝文学作品的梳理,会发现在战乱频繁的南朝社会里,文人们除了以文学来关注社会、关注自我外,由于血缘关系,他们还常常以文学来关注自我家族,表现出强烈的家族意识和乡土情结。     

论新时期纪实文学的自然主义真实观

新时期许多纪实文学作家、理论家坚持自然主义真实观 ,表现在 :强调实录生活 ;无需想象和虚构 ;不必遵循典型化的原则 ;在创作中主体不介入、无评价等。出现这种现象 ,固然与“纪实”题材和时代的“务实”、开放有关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自然主义的一些理论同样符合创作的基本规律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清代女性词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创作的根本标志.清词号为中兴,它不仅由于拥有众多的男性词家以及不同词派的出现而形繁盛,也因为有众多女性的参与,出现了像徐灿、吴藻、顾春、沈善宝、秋瑾那样的杰出女词人,为词坛做出了无愧的终结.这一时期是女性意识的觉醒时期,女性要求摆脱几千年来遭受父权统治的命运,要求精神上的完全独立和人性的完整.     

论清代的盗决河防罪

清代盗决河防罪的立法继承了唐、宋、明以来的有关规定,又有不少创新之处,如对毁坏官修河防的不同地段,第一次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标准;关于盗决运河补给水源地湖岸的规定更为详细,根据盗决情节和损失大小详细规定了量刑标准;不仅对盗决河防当事人实施严厉的处罚,而且对相关官员也有严厉的处罚等等。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认真执行,一是按律严惩当事人,二是对于行政不作为或防守不严导致河防漫溢、决口的官员以行政、经济或刑事处罚,三是在特殊情况下上下级就案情和量刑反复辩驳,下令重审,四是盗决河防罪有时也作为其他罪行处罚的参照。清代盗决河防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承前启后,在水利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