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自当属真情——论陶渊明《闲情赋》的人格意义

“闲情”自当属真情——论陶渊明《闲情赋》的人格意义张廷银在现代人关于陶渊明《闲情赋》的研究文章中，我认为袁行先生《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①最值得一读。它不仅肯定了《闲情赋》淋漓尽致地描写男女情思的单篇艺术成就，而且指出了该赋在古代...     

女作家高景芳赋成就初探

清初女作家高景芳存赋36篇,不仅高居历代女作家赋作数量的首位,而且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其赋长于铺叙并注重抒情,体现了对辞赋传统的全面承传;在赋中表达"颂扬"与"讽谏"、书写亲情和女性的日常生活,开拓了女性赋的题材意蕴和风格情韵。高景芳赋博雅清丽,与班昭赋前后辉映,而艺术表现之成熟,更堪与男作家的经典赋作比肩,应在赋史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论魏晋南北朝辞赋

继南汉之后,辞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大赋既承两汉传统,又在某些方面扩展了自己的表现领域;而大批涌现的抒情小赋,,则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艺术风格显得十分成熟,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很大的适应性。比之大赋,它们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也更能反映这一时期辞赋的思想艺术风貌,从而成为这一时期辞赋创作的主流和辞赋成就的代表。如果就思想艺术两方面作总体考察,可以把它们的风格特征概括为。精美多姿,悲哀为主。一 体式的完备,风格的多样,表现技巧的完美,是一种文学样式艺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魏晋南北朝…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陶渊明留下的遗产

国人不知陶渊明者大概极少，真知陶渊明者却也不多。知者，知其名声极大；不知者，他为何有这么大的名声。说起陶渊明其人其事，实在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功，而尽是些琐碎的小事，诸如“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好读书不求甚解”，赋《归去来兮辞》、著《桃花源记》，喜饮酒、其诗酒味浓郁，     

汉代的文化特征与汉大赋的形成

1 汉大赋的形成问题,历来争论颇烈,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倡《诗》源者往 往列其与《诗》之同,主楚说者则又陈其与《骚》之近,他如荀赋之问答、纵横之挥 洒、铺陈之演进、诵读之变比……常常被论者升发开去,构成大赋形成的基本观点①。它们都从某一方面揭示出汉赋与前代的关系,但既各执一端,又都滞留在汉赋的某些表层特征和外部价值上,终不能给人以满意的答案。 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每一艺术形式的形成既包含着文学自身要素的因革,又有许多中介因素交互作用,最终则由特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从这些方面入手考察,我们感到辞赋艺术从一开始形…     

东汉京都大赋论略

大赋发展至东汉时期,在题材上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大量以都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赋作,即"京都大赋"。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等力作的倡导下,京都大赋蔚为兴盛,代表了东汉文学的最高成就。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苏轼《和陶诗》探因

苏轼是我国北宋中期最著名的诗人 ,也是宋诗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共创作诗歌大约二千七百多首 ,其中《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这部分诗 ,是作者在其文学成就最高、艺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完成的。他本人也非常重视 ,亲自把《和陶诗》编纂成集 ,并让其弟苏辙为之作序 ,“以遗后之君子”。 (《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苏轼与陶渊明相去六百年。但陶诗经过这么长时期的流传 ,却被苏轼视为艺术绝诣而“尽和其诗”。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特殊的现象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就苏轼《和陶诗》的成因作初步的探讨。苏轼创作《和陶诗》 ,受到北宋时代…     

《凤求凰》——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生于公元前179年生，四川蓬安人，西汉时期的辞赋家。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子。同时，他与卓文君《凤求凰》的经典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传>是现存最完备的陶渊明传记.<文选>第一次以缜密的哲学与艺术思维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开创性的遴选和艺术价值的判断.<陶渊明集序>是陶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它使陶学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层次.萧统的文学创作对陶渊明的接受有新成就.萧统的陶学成就达到了南北朝时期的顶峰.     

论汉赋作家群体的生成

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帝王好辞赋,催生了作家群体;帝王、宗室参加辞赋创作,推动了作家群的形成。汉初辞赋作家群首先在吴王濞、梁孝王、淮南王刘安三位诸侯王那里生成;后来又在宫廷生成,汉武帝、汉宣帝时产生了言语侍从赋家群体,汉灵帝时设置了鸿都门学,聚集了大量的汉赋作家并产生了大量的汉赋作品。     

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

在当代众多的陶渊明研究中,袁行霈先生可谓成果丰硕,自成一家。最突出的有四个方面：一是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层面对陶渊明做了较全面的评价,提出了陶渊明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哲人的观点;二是对陶诗思想内容的考察提出了五大主题说;三是对陶渊明生平系年及陶集校注的考证研究成果卓著;四是在陶诗源流问题上辨清了钟嵘《诗品》＂源出于应璩＂的疑案。袁先生的陶渊明研究特色鲜明,如扎实的考证功底和详实可信的资料积累,对文本的悉心研读和独到的艺术见解,人品研究和作品研究结合、艺术鉴赏和哲学思考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等,这些都将对后学者以深刻的启迪。     

陶渊明在南北朝时的被误解与被理解

在今人的眼光以及今天通行的文学史中,陶渊明堪称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文学史中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但这种看法只是自唐宋以来对渊明推重的结果,而在陶渊明所生活的晋宋之际以及南北朝时期,陶却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比如,被公认为南北朝文学批评最高成就的两大杰作《文心雕龙》与《诗品》,前者于陶渊明则只字未提;后者分汉魏以来诗人为上中下三品,仅置陶渊明于中品,在阮籍、陆机、谢灵运诸人之下,与应璩、郭璞、颜延之等人同列,以致后人对之多有非议。明人闵文振就认为:“其上品十一人,如王     

唐代渭水四赋赏析

据清代陈元龙撰修的《御定历代赋汇》收唐代文人4篇有关渭水的赋作,分别是自居易的《泛渭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刘殉的《渭水象天河赋》、独孤授的《泾渭合流赋》。这四篇赋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唐代文人对这条河流的情感与非同寻常的认识。《泛渭赋》体现了青年时代的自居易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有为追求;《渭水贯都赋》体现了人们祈盼盛世永驻的美好愿望;《渭水象天河赋》表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泾渭合流赋》则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和”、个人与群体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和”,反对“独清”。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从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看汉代礼制

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包括大驾、法驾、小驾.透过汉大赋车驾描写的不同,可以发现汉代礼制的变迁及文人心态的转变.从《子虚赋》的奢侈到《上林赋》的守制,司马相如确立了汉大赋的描写格局与摹礼特色.从《上林赋》的崇儒车驾到《甘泉赋》中的甘泉卤簿,汉代赋家于崇儒外衣之下,兼容了多种文化精神.而在《两都赋》与《二京赋》的车马描写中,则可见东汉文人在追慕西汉与赞扬当朝之间的尴尬处境.     

“一士其重九鼎轻”——汉宣帝时期王褒的赋体创新与文学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对王褒在西汉辞赋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视。结合王褒辞赋作品分析，其在辞赋的雅俗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与撰写，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宣帝时期辞赋的再次繁荣。宣帝对武帝时期各方面的刻意效仿与追捧，为汉赋在宣帝时期的再次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王褒在宣帝时期汉赋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