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容到礼教:中国中古士族家法的社会变迁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关于唐内诸司使与威远军使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唐代"山人"考论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桃花源记旁证》发覆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提出了对《桃花源记》颇为出人意表的解释,引起唐长孺等学者的质疑。由于质疑者不理解陈寅恪的论证方法及立意所在,因而论辩双方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集,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事实上,桃花源的原型在江南抑或西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因桃花源而兴起的关于坞堡的历史想象与现实寄托。《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意在借鉴历史上西北坞堡之经验,考古证今,化虚为实,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关头,提示国人在西北地区创立现实版的桃花源,藉以保存种族及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桃花源记旁证》就是陈寅恪的一篇政论。     

共入临川梦中梦——试论陈寅恪先生的《牡丹亭》之杜丽娘"至情"说

1998年,多卷本<吴宓日记>发表.吴宓先生1919年3月日记,披露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昆曲<牡丹亭>中杜丽娘之"至情"说.陈寅恪先生诗学中,强调"古典"为旧籍出处,"今典"为当时事实.<昊宓日记>之新资料,使寅恪先生<诗集>中若干与牡丹事及汤显祖相关的"古典"豁然通解.对陈寅恪先生研究中这一新课题的探讨,增进了我们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将"昆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刻意义的认识.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83;诗论》作者身份及思想内涵探析

本文作者认为"子夏门人"为<竹书·诗论>作者身份最科学的界定,并指出它在对儒家<诗>教精神承继中,发展并表现的新走向,对"言"的重视则表现出作者的儒家思想.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论唐代“女主”现象的终结

初盛唐胡风盛行,传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由此带来女性地位的大幅提升,“武周革命”更是将女性地位推向巅峰.中唐时期,代表传统礼法的山东士族全面崛起.出自山东士族的妇女多守礼法,她们讲孝道、守贞节、重母仪,对唐代皇室和民间妇女观带来重要的影响,是武周时期“女主”现象得以终结的重要原因.     

论刘宋公主之淫恣及其对政治之干预

刘宋公主群体是刘宋统治集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刘宋公主的婚媾对象一般主要为高门士族,目的是通过婚姻与士族相交结,但在刘裕立国前和刘宋前期,公主也有嫁与寒门者.在生活上,刘宋公主普遍"骄淫无行",对士族夫君往往施以暴力,甚至有陷害致死者,以致当时士族不愿迎娶公主.当时公主大多"淫恣",胡作非为.不仅如此,一些公主还干预朝政,参与宫廷阴谋活动.刘宋公主行迹如此,除了其具有皇权之依托外,主要是刘宋统治集团起自下层,缺乏儒家礼法文化的教养所致.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20世纪学术史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唐长孺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真假隐士陈眉公

蒋士铨的<临川梦>把陈眉公塑造成一个交通权门、钓名逐利的假隐士,但在<临川梦>问世之前的晚明直至清初雍正朝的一个多世纪里,陈眉公在主流评价里却是一位真隐士.蒋士铨、四库馆臣以陈眉公为假隐士,是因其"山人"身份,但陈眉公交游显贵的行为方式及其名利观,与一般山人又有很大不同.陈眉公真、假隐士的不同形象,反映出不同时代文人的心态和眼光,其真、假隐士转变的个案,是明清社会隐逸文化深刻变迁的一个缩影.     

《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

受春秋时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孔子提出了儒家的君子概念.<左传>"君子日"系对所载人物史事所作的史论.<公羊>、<敷梁>二传则多假君子的名义作解经语.虽有如此不同,但它们同属儒家君子之学的内容.君子之学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期望的集中概括.     

援西入中会通公法:《公法导源》与国际法移植

国际法在晚清中国的移植,不仅涉及文本的时译.更重要的还在于新知的构建与中西文化的沟通.<公法导源>作戈丘代中国最早的一部由国人撰写的国际法著作,不仅阐述了国际法基本知识与规范,还借助"导源"这一文化解读方式,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梳理出能与近代国际法具体内容相似、相通的规范与史例,以发掘出中国古代国际法渊源.<公法导源>在近代中国移植国际法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公法导源>彰显的文化多元起源现念和中西文化交流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

本文作者从魏晋士族制度的起讫时间、中正评士的标准及其变化、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士族制度的瓦解原因等方面对魏晋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并认为近年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所依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李白《大鹏赋》的道家渊源初论

李白<大鹏赋>因遇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而作,赋中"大鹏"形象源出于<庄子>鲲鹏变化的寓言,而且李白以大鹏自比,作此赋实为自喻.可谓一赋三人,皆因道合.本文拟借<大鹏赋>考察李白其人、其赋的道家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