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路径研究——以"雷洋"事件为视角

网络舆情是舆情和网络相结合的产物,其已经成为社会不同利益阶层言论的重要发源地和放大器,同时网络舆情也是一把双刀剑,影响着广大公众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在我国,由于舆情是指公众对政府的态度,舆情的客体也多与政府的管理活动有关,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有时还会演变成公共事件.因此,政府应从常态状态和应急状态两个方面构建应对网络舆情的路径.     

论政府善治视阈下网络舆情研究

当前,互联网日渐深入地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在互联网这个舆论场里,网民通过新闻跟帖、网络论坛、博客和即时通讯群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营造舆论、形成舆情;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高度重视、积极回应,互联网日益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在善治视域中,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来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本文通过分析网络舆情与公民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这四个方面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论证加强网络舆情研究以及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对实现政府善治的意义,具有一定的边际理论创新.     

社会转型背景的网络舆情监管及其路径优化

在社会的转型期。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网络舆情的突发性、非理性、去个性化以及多元互动性,对舆情监管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舆情的治理模式表明,完善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情监管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建立专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能力,对构建和谐网络舆情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突发事件的网络变异及其规制

突发事件的网络呈现并非"事件+网络",而是"事件、社会背景、政府应对+网络"。网络聚焦的"事实"掺杂了很多背景因素,网络舆论更是夹杂了社会情绪、价值预设等内容。如果政府应对、处置不当,突发事件就会发生严重变异,最终演变为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变异的事件进行还原和规制。网络空间中人们共同关注的事物有其本来的是非曲直,去除附着在事件上的私利、情绪、价值预设,还原事件的真相,明确是非和责任,这是舆情疏导和规制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只有从根本做起,才谈得上具体的策略。     

网络舆情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考量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为公民民主参与政治和政治诉求提供了新的平台,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全面把握网络舆情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应对网络舆情的民意监督,建立网络舆情的快速反应机制,构建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建设责任政府,是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考量地方政府政治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网络新媒体时代旅游网络舆情研究:源起、价值与构想

随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旅游网络舆情应运而生.本文在对旅游网络舆情研究源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旅游网络舆情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提出旅游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构想,为全面的旅游网络舆情研究奠定了基础.     

政府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及应对规程研究

随着网络舆情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治理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一旦演变成群体性危机,使群体性危机呈现"互联网+"特点,并且网络舆情催生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加剧潜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发生。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探索对网络舆情信息与危机的分析和研判,创新收集网络舆情信息的方法,遵循有效性、连续性和详尽性的原则,不断创新和完善互联网信息处理技术为政府收集网络舆情信息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在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性规则,来指导政府出台与执行网络舆情治理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导向,依法治理与情感治理相结合,疏导为主、疏导与预防并重,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相融合,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同推进。     

舆情内涵发展演变探析

舆情研究是在吸收借鉴舆论与民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舆情概念的提出和舆情研究的发展反映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现实要求,突出舆情的政治指向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随着转型期社会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公民社会力量的增长和网络表达的快速发展,网络舆情在整个社会舆情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凸显,舆情的内在诸要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而舆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应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丰富与拓展。     

规范网络舆情预警活动问题研究

社会转型期的网络舆情事件增多,不仅降低了网络舆情涉事方的社会声誉,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网络舆情服务机构良莠不齐,导致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活动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对网络舆情预警活动的规范,成为社会治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规范网络舆情预警,需要规范舆情预警服务机构和社会管理部门的组织管理架构,以提高网络舆情预警的质量和效率;需要规范相关法律法规,将舆情预警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需要规范网络舆情服务从业者的行为,通过职业伦理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自觉度。     

网络社会中的"网络公民"及其教育

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网络公民的出现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公民个人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治理必须重视的重要力量,是现实公民社会的发育延伸.所谓网络公民,就是现实社会中的公民在网络社会中呈现出独立、自主、参与、进取等特征的角色延伸和存在状态.网络公民的主要特征是:真实性与虚拟性并存;被动性与主动性并存;权利与义务并存;一体性与多维性并存;现实性与理想性并存.从目前状况来看,需要对网络公民加强主体性教育、主导性教育、社会性教育以及个性化教育.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