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选择与实践行程

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有过从联邦制到单一制的转变。此后经北洋军阀统治到国民党统治,国家结构形式在制度形态上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表明,中央集权缺乏相应的权威,地方分离割据势力是中央政府无法消除的心痛;地方自治举步维艰,往往为中央或地方的官僚政治所利用。以独裁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都是一种官治,而官治则是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实践中的病原。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右扶风茂陵耿氏事迹考论──关于后汉豪族势力的个案研究

与冀州巨鹿耿氏相比较，右扶风茂陵耿氏与其虽然同属一族，但由于其豪族势力的据点不同，所以其成长、发展的方式和特点也各异。以右扶风茂陵为据点的耿氏将发展其豪族势力的舞台设在了边关，而后汉朝廷也恰好借助了这一集团的势力来巩固国家的边防。从耿民第三、四代的事迹动向，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迁界、复界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以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

本文以迁界期间位于界外的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通过分析其在迁界前、迁界中、复界后三个时间段的运作模式、组织结构及各种势力在盐场上的活动,探讨迁界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迁界不仅造成地方势力兴衰更替,而且改变了盐场的运作方式、破坏了盐场组织；复界后不同势力争夺地方控制权及王朝赋役调整等多种因素结合,促使盐场地方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同时,动乱后士绅并不都是重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在有些地方,军功豪族才真正把握了建设地方社会秩序的权力.     

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

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为了政权统治需要,大量征辟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央政府。但是由于胡族政权权力分配结构和汉族士大夫本身的仕进心态不积极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仕途不畅。此外,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实力的倒挂,直接导致了胡族君主对汉族士大夫普遍存在着猜忌心理,这也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     

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敦煌历史上,自东汉中期以后,连续一千多年间,敦煌豪族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垄断地方经济,左右地方政治,直接影响着敦煌历史的发展。笔者以为敦煌豪族始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其理由已在拙作《东汉时期敦煌豪族的形成》一文中讲明,这里不再赘述。本篇仅对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作一些探讨。 据《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载,太和中(公元227——237年)仓慈任敦煌太守以前,敦煌的情况是“大姓雄张”,“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东汉末年以来,敦煌豪族的势力迅速扩大,土地已高度集中于豪门大族之手,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和尖锐化。 促使敦煌豪族迅速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当时的敦煌地区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安定局面客观上保护了敦煌的豪族。东汉后期,政治黑暗,中国爆发了黄巾大起义。统治者不顾一切,拼命镇压了这次农民革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论北魏前期的国家与豪族经济

北魏前期国家直接支配的畜牧业、计口授田、屯田制,尽管使北魏控制了数目不少的土地和劳动力,但由于生产效率较低,没有办法占有和吸纳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因此并没有阻碍胡汉豪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此形势下,豪族经济不仅在京畿代地发展起来,而且在北魏统治力量薄弱的华北地区则基本上不受控制。在胡汉豪族经济不断发展,北魏国家掌握小农和土地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北魏国家仅靠生产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漏洞百出的赋税体制及横征暴敛的手段,已无法维系日益增长的国家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