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之魂——试析《爱玛》中的情境反讽

作者在本文中简要介绍了反讽的时代背景 ,着重引出了情境反讽这一直至十九世纪才被人们普遍认知的文学现象 ,并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奥斯丁的名作《爱玛》中的十个情境反讽的例子 ,借以说明情境反讽的普遍性及奥斯丁作品之精髓     

论鲁迅小说的言语反讽艺术

言语反讽是构成鲁迅小说深刻思想意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手法。反讽技巧的运用,使小说摆脱了语言实指意义的束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语义之外更广阔的领悟空间。从小说文本叙述语言的反讽、人物自我语言的反讽、人物对话语言的反讽三个角度论述了反讽艺术给鲁迅小说带来的文本内涵的张力。     

穆旦诗歌语言反讽特征论

反讽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世界观。不同层面的反讽给穆旦诗歌语言带来了不同的形态:修辞反讽形成了所言非所指的语言形态;浪漫反讽形成了含混多义的语言形态;新批评反讽与后现代反讽则形成了穆旦诗歌语言知性特色。穆旦对反讽这种现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借鉴与创造,从创作而言,生发出诗歌内部的矛盾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从哲学层面来说,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形成了对接。     

论古典反讽与现代反讽--兼论现代反讽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存在方式

反讽应分为古典反讽和现代反讽。古典反讽到现代反讽的转换应当视为是反讽的现代转型。古典反讽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来运用,而现代反讽则不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而且扩展成了一种文学结构原则而运用于文学的诸多层面。它们的性质、运作机制和哲学基础等都有异同。现代反讽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     

卞之琳诗歌艺术浅论

卞之琳在现代诗歌史上,被定位于某种流派诗歌技巧的象征。其诗歌创作规格一般不大,具有自觉的技巧意识和大胆的“雕虫”精神,在外在节奏、诗体形式、语言雕琢、诗句联络、诗美智性化等方面均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为诗坛提供了独具特色、朦胧复杂、谨严耐读的审美文本,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

文章探讨了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特征。前期意象艺术重在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化用,并以诗歌意象的繁复性与视觉性建构,表现出对“五四”后新诗潮的反思;后期意象倾向主要体现了对传统审美观念、传统文化的隐喻性检讨与重新审视,明显反映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     

论韩东诗歌的艺术渊源

韩东的诗歌与中外诗歌传统相对疏远,与翻译小说、绘画、影视却关系密切。在诗歌思想和叙述方式方面,韩东受萨特、加缪、勒·克莱齐奥等人小说的熏染较深。在思想方法、美学追求、艺术特色方面,画书画册的阅读欣赏、素描速写的美术实践对韩东的诗学思想和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影视题材、蒙太奇、剧本故事元素也巧妙地移入了他的诗歌创作。在新诗西化与民族化主张此消彼长、走向融合的过程中,韩东自20世纪80年代初便打破文学体裁和艺术门类的壁垒,坚持博采众长和自由创造,不仅显示了前瞻广博的艺术视野和独立可贵的探索精神,而且在跨艺术交流方兴未艾的当下,对诗歌未来的发展具有典型的启发和示范意义。     

简·奥斯丁的创作生命——反讽艺术

反讽是简·奥斯丁创作的一大艺术特色,是奥斯丁小说的本质和生命,奥斯丁凭着它对生活进行概括和微妙的批评,间接隐讳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反讽艺术的美学特征

反讽艺术是在一个清醒、澄明、深远的大视境下观照人生，使人们认识到：既然荒诞与人生同在，尴尬便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模式，平和通达就该是现代人必具的气度。于是，它以一种冷静平和的叙事方式，不明白点示讽喻对象，不明确表示是非态度，而只将丰富多义的反讽意蕴深含在叙事结构之中，使小说世界深沉浑厚，几近人类生存的本真世界     

论狄金森对诗歌想象艺术的建构

狄金森诗歌的想象艺术极具个性,富有“惊奇”特质,其想象艺术绚丽多彩。狄金森诗歌想象艺术包含了真与美的丰厚蕴涵。她的想象艺术的成功在于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诗歌想象艺术这一美学宗旨,并以此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揭示生活的真谛。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体验自然的伤残,呼吁整体的和谐--哈代自然诗歌生态思想揭示

与浪漫主义诗歌不同,哈代诗歌中的自然充满阴郁、冷漠、伤感和残酷.对人类中心主义、理性文明和疯狂欲望三者的批判构成了哈代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整体、和谐与仁爱的人文追求是生态思想发展的结果,并成为他的生态理想.     

《最蓝的眼睛》的反讽艺术

新批评认为反讽是语境对一个陈述的明显歪曲,反讽的描写包含着与字面相反或相背离的含义,蕴涵了比直接话语言说更为有力的悖论和无奈。莫里森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反讽这一现代艺术特征来塑造人物,突出了黑人在白人文化语境中所遭遇的生存困惑和心理戕害。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莫里森意在指出族人的出路与未来不是心理漂白,而是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坚持与传承本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其独特性。     

哈代的社会观及其作品的悲剧意识

哈代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常常被称作"性格与环境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宿命论和悲剧色彩。本文从哈代的生长环境、教育过程和社会背景入手,简要分析了他的部分作品中主要人物在维多利亚时代旧有习俗观念和制度下,为生存和幸福而挣扎、奋斗、追求、幻灭;并从其生活的时代和作品出发,通过对其社会文化和现代文化价值的思考,对哈代的悲剧思想和社会观进行客观分析。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研究

海德格尔所说的原诗是对世界生成的源初统一性和发生之命运性、诗性的命名。在他那里,世界的本源性发生是一种诗性的生成,而此种诗性的生成就是原诗的发生。海德格尔的"原诗"思想深化着人们对世界本源的诗性生成的认识。他对文学五要素作出了与传统诗学迥然相异的本源性阐释。他的原诗学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的诗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也要看到海德格尔原诗学思想的局限性,那就是道性有余,技性不足。     

以诗译诗 形神兼备

诗歌翻译是难度最高的翻译,关键问题在于译文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原诗的形式和神韵。要再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再现诗歌的音韵之美,诗歌的译者必须具备诗人的素质。     

诗歌辨体论

一部中国诗史,被以朝断代并冠以诗词曲等不同的别名,同时又加以正变、雅俗的辨正,于是诗歌每有新变必先遭冷落,而一旦为文人所受容则又落窠臼。其中有对声律的误解和无限夸大,有对文人雅趣的过分追求,有对大众审美的极度蔑视。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理论的滞后,更可怕的是对那些难得一见的前瞻理论的漠视与误读,如曹丕的“贵远贱近”论,钟荣与皎然的“声律”论,刘勰的“通变”论,王国维的“文学代胜”论等,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发展。于是它使诗歌不断在雅俗之间摇摆,引起后人对“复雅尊体”、“当行本色”及诗必盛唐、词必两宋的不断反思,同时也催生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革命。一部中国诗史就是在这种音乐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共同推动下,流而不断、变而不变、自下而上不断进行着的革命中写就。     

论散文诗文体生成的三种形态

散文诗是人类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共生文体,早期在各个国家的文学中平行发生,19世纪中期以后才相互影响。由于所处的国度不同,散文诗文体生成也各有特色,法国偏重于由诗向散文靠近,英国主要是由散文向诗靠近,美国散文诗创作既有诗人,也有散文作家。散文诗更多地源于诗、源于散文或者是诗与散文的融合,正是世界散文诗在文体形成过程中的代表形态。这也决定了不同国度的散文诗或偏重于诗,或偏重于散文,或者二者兼顾的文体差异。     

药草诚多喻:论唐诗的药意象

唐诗中的药意象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二:第一,因疾病所表达的身体政治的隐喻,用以治疗疾病的药也由此被赋予了解救人生困厄含义;第二,虽然炼丹服食在唐代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炼丹技术始终只被少数人所掌握,文人们对于丹药的喜好,多体现在服食而非炼制方面。药意象的蕴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即由最初表达文人士大夫淡泊名利、保全天真的隐逸情怀,到反映文人们亦官亦隐、泯灭出处的精神追求,最后成为谋取功名富贵的象征。换言之,药与隐逸文化的关系,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及他们精神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