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文化的消费策略:"夸张的寻常化"--对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批判性研究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正通过"移位"改变着中国当代媒介文化市场的传统格局前者日渐中心化而后者则日渐边缘化.在中国当代平面媒体中,通俗小报所传播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快餐式的文化",具有模式化、同质化、易复制、粗俗、浅薄等特征.这种"快餐文化"所运用的消费策略是"夸张的寻常化",这种消费策略虽表现各异,但其手法均为"化雅为俗".这种消费策略之所以能在中国当代媒介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从表面上看与通俗小报的市场化程烫度较高有关,但从深层上分析,则为我国当代媒介发展的失衡所致.     

诗歌史与新世纪诗歌

仅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新世纪诗歌通常指2000年至今的诗歌创作,而诗歌史所研究的对象则是已经沉淀为"历史"的那些诗歌作品.何谓"历史",这本身即带给人们莫衷一是的困惑.在笔者看来,"昨天"即已经发生的过去,即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因此,笔者注意到,在新世纪诗歌的创作当中,往往存在着对"过去"或者说"昨天"的书写,诗人们常常呈现出借昨日之事而抒当下情怀的姿态.因此,笔者从诗歌史的角度对新世纪诗歌做了新的解读,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对诗歌史与新世纪诗歌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思考与诠释.     

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是旅沪宁波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立的同乡团体,二者都是"团聚精神的象征",皆以"谋取同乡福利"为己任。所不同的是,四明公所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同乡组织,而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更富现代意味。二者成立的时际不同,内部结构、外显功能各异。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行程和现代转型,表明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同乡组织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坚韧性。这一转化传承不仅映照出社会变迁,折射出时代特点,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广容性等特点。     

古代民主理念的历史变迁

古代民主将人民的统治视为民主的核心理念.但是对如何落实人民的统治却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古希腊雅典民主采取直接民主制,共和主义民主采用混合政体的形式,而自由主义民主则主张通过三权分立、宪政和代议制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正是在这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人民统治的理念逐渐演变成人民"统"而"不治"了.     

自由主义视域下激进论与调和论的分殊——"五四"前后的两种新文化构建方案

"五四"前后,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在应对东西文化与新旧文化问题上,文化激进论与调和论应时而生.激进论者更多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惰性及与西方文化的差距,希望以"开放的文化观念"接纳西方文化,以新代旧.调和论者则批评激进论者对西学不加鉴别,主张接续新旧,调和东西,创造新文化.主张的不同在于:激进论者在文化上追求"理性共识"的一元论,而文化调和论则力图承认文化的多元以达到不同文化的涵化整合,促进新文化的生成.这种分殊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主张上的类型差异.     

从档案记载与会内文件的结合看天地会的起源

60年代以来,在海峡两岸的清史学者中,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讨沦,发表了大量论著.从这场讨论中可以看出,在关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争论各方所依据的史料不同.而且对同一史料也有不同的解释,因而所得结论各异.一方依据会内流传的秘密文件,沿用30年代以来常用的"影射推求"法进行研究,并坚持认为天地会是清初康熙年间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而创立的.另一方则依据官书、档案进行考证,认定天地会是乾隆中叶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所创立.     

性分·生死·穷达——论陶渊明与郭象的思想差异

总观陶渊明的诗文与郭象的<庄子注>,不难看出,"性分"、"生死"、"穷达"是他们积极探索的课题.但由于二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目标、所事学科不同,因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具体来说,郭象倡导的是等级之性,而陶渊明标举的则是本然之性;郭象对生死的超越是智慧的,而陶渊明的超越则是诗性的、心灵的;郭象根本否认穷达的存在,而陶渊明对穷达则是齐一的、冥同的、不计的.     

“怨”与“乐”:王昌龄、王建宫女诗情感差异探因

盛唐王昌龄的宫怨诗与中唐王建的宫词,在诗歌史上均颇有影响.两人虽都于诗中描写了宫女妃嫔,但她们的情感心理却显有区别,王昌龄突出表现的是宫女之"怨",而王建突出表现的则是宫女之"乐".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创作的材料来源有别,题材性质各异,仕宦经历不完全相同,表现手法互异,以及盛、中唐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的悬殊.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图像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媒介,它们具有不同的符号特性.由于相比图像而言,文字是强势符号,所以就出现了语词("诗歌")与图像("绘画")互仿时的"顺势"和"逆势"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其实是与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息息相关的:图像是处于纯粹符号与表意符号之间的一种特殊符号,它具有"再现"和"造型"的双重性质;而文字则是一种抽象度更高的表意符号,它在叙述或再现外在事件时可以不受"造型"因素的干扰.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间相互模仿的情况,既发生在内容层面,也发生在形式层面:图像叙事模仿文字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内容层面;而文字叙事模仿图像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形式层面.     

共时·历时·悖时——勒维纳斯的时间观念

在勒维纳斯看来,人们总是将时间理解为共时,认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是高度同一的,但真正的时间是一种历时,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迥然不同.这种不同所蕴含的是他者与我之间的绝对差异性,这种差异导致我必须无条件地为他者负责.而这种无条件地为他者负责就是悖时.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边界

文学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性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而,自现代以来,文学必然是寄寓于一定的制度场域.并且,作为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文学制度,就成为界定文学或确定文学边界的重要因素.     

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作知识谱系学的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中,也有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两种主要的文学现.如何认识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在新时代汲取其理论资源,建设当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运动与1928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两个主要理论与实践的资源中的有益的东西,在科学发展现指导下,解决好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     

文学生产-消费问题中的问题

文学生产-消费是文艺学中的一个或者一对重要问题,而它作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它的现象层面的存在,而是这种存在在文学中产生了新的阐释的需求。作为社会分工之后的文学,它有生产-消费的问题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而之所以在古代不这样看待,往往有着伦理因素,人们需要有一爿脱离世俗生活指标的净土,而从社会统治角度看,回避或淡化文学的生产-消费特性有利于文化管制。文学的生产-消费特性不只是文学现实的一种功能的体现,而且它也是文化的再生产的一种属性。文学生产-消费是一个连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它对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文学形式与文学研究的新方法

以情感、美感动人是文学之本质所在 ,而优秀的作品总能通过美的形式将读者带入感人的境地 ,所以文学的本质最终归于形式。形式分析应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 ,先弄清文本的语言、意象、情境、情事及其由特定关系组成的结构形式 ,并从此类文本形式分析中发现人的情感思维、心理结构的态势 ,由此心理结构展现人性的历史情态 ,进而把握一个时代人群的灵魂律动 ,从而对文学现象作出深切的说明     

文学场的历史发生与文学现代性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理解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布迪厄对文学场的历史发生的理论阐述。就法国文学史而言,这一过程经历了文学场获得自主性、出现双重结构以及生产符号财富三阶段。但文学场并非一个超稳定结构,它面临的内忧是,美学革命的体制化会耗尽它的话语资源;面临的外患是,文学场总是不能摆脱政治、经济资本的操控。但问题是,布迪厄对作为一种普遍性文学建构的文学场的描述是否准确?布迪厄把文学场理论限制在发达国家,那么,它超出欧美之外是否仍然存在一定的阐释效用?事实上,布迪厄本人并没有反思性思考他从属的第一世界的学术位置与他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语境关联。     

中国的平民文学传统和贵族文学传统

中国文学传统虽然以平民文学为主流 ,但贵族文学以《楚辞》发其端 ,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独立 ,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格。作为异端文学传统 ,在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先锋文学的作用 ,与平民文学一道 ,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贵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资源 ,有助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提高文学的审美品格 ,以培育我国现代高雅文学     

文学的传媒演变与文学研究的视角调整

文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是在一定的传媒中表达的,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语言,同样地,研究文学也就需要在传媒中发表的传媒情况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涉及到本论题的问题可以从四个层次来加以探究.首先,文字出现之后的书写所奠定的文化秩序,文字在记录事情的同时,也对于事情的表述体现了话语的权力关系.其次,印刷时代到来后,面临着文字的大规模复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理性秩序的强调.其三,电子传媒的出现以及所形成的电媒行业和市场,对于文学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和影响,在文学中有了新的需要研讨的问题.最后,归结到“媒介即讯息”这一概括,对文学所面对的传媒演变与研究视角的调整提出了看法.     

释义学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文学社团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冲积效应

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经常关注的都是现代历史河流中潮头上的现象,很少关注处在潮头及其所激起的浪花之下的深层次的积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文学社团,如南国社、湖畔诗社和浅草——沉钟社等,就是这种不健全的文学史研究的牺牲者,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造成的历史冲积效应的分析研究,还原他们真实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努力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认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