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与香港政制——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三

未来香港立法会的组建、地位、功能、作用及其与现在立法局的关系等，既是近年中英两国关于香港政制安排问题的争议焦点，也是“九七”后香港政制正常、有序运作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与香港基本法的对比研究，揭示出只有按基本法办事，才能有效发挥立法会在香港政制运作中的特殊作用，广大港人也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行使其民主权力     

行政长官及其权力运作—─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一

“九七”以后的香港政制架构中，行政长官居特殊地位，直接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贯彻实施。本文主要是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产生办法、权力运作等问题的分析入手，阐明“九七”前后从港督到行政长官的转变给未来香港政制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基本法有关规定的正确性。     

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之关系

香港特区政制体现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行政主导制受到挑战,行政与立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主要原因有立法会认为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认受性不足、政党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不同关系形成张力、行政会议协调作用未发挥与执政联盟缺失等。通过循序渐进推进行政长官普选的顺利进行、在一国前提下引导和规范香港的政党发展、增强行政会议沟通作用与扩大管治联盟等措施,可以缓和香港特区行政与立法之间关系的紧张,促进香港社会以及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关系的和谐稳定。     

香港中产阶层与政制改革

当前,中产阶层成为香港社会结构的主体阶层,其对政制改革既充满期待,又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因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以及和内地的融合程度等不同,香港中产阶层的政治取向又呈现出多元分化的特征。细化分析中产阶层多元的政治取向,对于开展对港统战工作,稳步推进香港政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论分组计票制与香港政制发展

分组计票制是《香港基本法》中的一项独特制度,其脱胎于一会两局方案,曾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引起过激烈争论。它对于权力制约和政治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释法活动涉及分组计票制。这次释法重申了修改立法会表决程序的步骤,使修改立法会表决程序的难度等同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的难度。但实际上修改立法会表决程序的难度要低于双普选。香港各界本可通过修改立法会表决程序,推动政制循序渐进地发展,但部分港人长期忽视宪制结构建设,一味追求普选结果,且缺乏与中央政府的沟通和协调,因而使政改道路举步维艰。     

从行政局到行政会议——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二

“行政主导”是香港现行政制中的一大特色，历来为广大港人所认同。本文通过对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作用、地位及具体运作的分析，指出“九七”后在香港继续保留这一体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对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的特色及其与现行体制的异同等作了初步探讨。     

试论殖民时期香港政制体制

英国统治香港长达150年之久(从1842年至1997年),而香港远在英国八千英里之外,却在其统治期间使香港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客观上反映了港英政府期间的政治体制是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某些体制架构因素。那么英国是如何保障港英政府时期对香港的管理,而港督制度的特点又是如何的?本文做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和解析。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政治体制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行政主导、立法和行政相互制约配合、司法独立,这一政治体制的形成有其来龙去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不是三权分立,香港社会一些人照搬三权分立模式,歪曲了香港政治体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地方政治体制。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党制度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的政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的发展存在着独特性,其愿景也与传统的政党政治显著不同.政党地位及参政议政的方式受行政主导政制的制约,既没有执政党也没有在野党.中央政府的态度、多元文化背景和经济社会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直接影响到政治组织的走向,需要在法律规制下循序渐进才能确保香港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     

论西方分权政制的理想型与衍生型

理想型分权政制的理论基础是纯粹分权学说,它强调极端的机构分立、职能分离和绝对的人员分离,但它却无法在实践中良好运作.在经历了种种实验之后,这种理论在实践中被修正了,形成了几种典型的衍生型模式:议会均衡政制、分权制衡政制、双轨均衡政制.衍生型分权政制都拒绝了绝对分权,提倡部分分权,都力图实现体制内控制价值与和谐价值的平衡.     

柏拉图政制衰败论的理论基础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呈衰败趋势的四种政治制度: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政制衰败的理论基础在于理念论和灵魂说.理念论揭示了现实政制衰败的可能性,灵魂说则解释了这种衰败的可能是如何成为现实的.理念论和灵魂说共同构成了柏拉图政制衰败论的理论基础.     

“九七”前后的香港司法体制——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四

根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香港基本法在保留香港现行司法体制中诸多成功做法的同时，赋予港人包括设立终审法院、实行司法独立在内的高度自主权。本文主要侧重于终审法院、司法独立、法官任免等的分析论证，指出“九七”后的香港司法体制在保留、吸收原有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与行政、立法相配套的新型政制。     

香港特别行政区以行政为主导的政制探析

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以行政为主导,即行政权在权力架构中具有优势地位.这一政治体制经过反复商讨而最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政治制度一章中得以体现.行政主导的政制在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这一政制对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具有促进作用.但与其他实施行政主导政制的国家、地区相比,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对于行政主导的权力架构并没有如其他国家、地区那么稳定.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改讨论中应该得到重视.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二元结构

特别行政区制度已经成为由"原则性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具体化的特别行政区制度"这种二元结构所组成的制度体系。以"原则性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具体化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为基础,建构特别行政区制度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中政制变革的困厄

构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现代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而且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透过百年历史迷雾,寻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主线,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即是一部以政制变革为主线的历史。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面对中西器技较量背后的政制落差,政治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创建一套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取向的现代政治制度。围绕此目标,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掌控政制变革主导权的政治集团先后发起了三次构建现代政治制度的努力,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反思和总结近代中国政制变革历程的经验教训,不仅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解,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制建设与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中国特色

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基础、政策基础和核心内容所体现的中国特色,说明特别行政区制度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重大制度创新.     

进步、民主的历史变革──'97前后香港政制比较

’97前后香港的两种政制还然不同。’97前香港政府的殖民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以代表制、分权和责任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97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政府是建立在代表制、分权和责任制基础之上的。通过比较，结论是：香港的政制随着主权的回归，正在发生一场进步、民主的历史变革。     

论“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实施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以我国宪法体制为制度背景和制度依据的。因此,现行宪法理应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实施。特别行政区内的宪法实施,应该坚持一国两制的要求:坚持一国,意味着现行宪法应在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实施;实现两制,标志着宪法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有所不同。通过宪法的有效实施,进而确保内地与港澳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实现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法制化。     

论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

本文回顾香港问题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分析香港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总结“一国两制”理论在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7月1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一起草工作历时四年零八个月,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一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法律理论上研究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