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建设及其职能演变——60年村级民主发展的历程考察与政策分析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梳理了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和村级民主的发展历程。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的村级组织的建设及其职能演变经历了巩固农村政权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村民自治建构时期、村民自治普及时期等4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对村级组织有着不同预期,进而使村级民主建设以及村级组织的职能呈现出不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村级组织的建立发展以及职能设置,乃至于政府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干预程度,无不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相适应或由国家需求直接决定,国家权威是构建和维持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     

浅议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民主与法治作为政治文明的两个主要方面,是现代国家共同追求的主流价值,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仅仅相互影响,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张力.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法治和民主的历史渊源,从而理清两者的关系,联系我国政治的发展现状,为我国的民主政治提供某些参考.     

民主和法治视域下选举问题探析

就民主理论、实践背景论,近现代选举制度是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民主"则是选举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总体而言,现代西方国家的选举日趋成熟,已能发育出自我调节机制甚至纠错机制.选举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必须与整个民主法治体制和其他民主制度发展相适应的,否则将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导致选举的革新与变革.因此,保障选举的民主性是选举制度的关键和基础,法治是民主选举的有效保障,公民教育是提供民主选举所需社会环境的重要途径.     

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选举参与的矛盾及其化解

管理民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村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选举参与是村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是实现管理民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但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村民选举参与仍然面临着选举制度安排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随意性、村民组织化程度低与参与诉求高、村民利益期待高与参与效能低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选举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并将限制和弱化村民利益表达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势必会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农村权力结构的民主转型:动力与阻力

自1998年中国农村普遍推行村民直选以来,广东农村的治理结构开始了民主转型.这种民主转型所释放的能量正在战胜各种保守势力的抗拒.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成长起来的民间经济,是乡村民主发展的社会动力,依托于民间社会经济力量的乡村民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乡村民主的力量一旦登上直接选举的制度平台,就会按照自身逻辑重构农村权力结构.政府在搭建民主制度平台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主导作用,而民主的帷幕一旦拉开,主动权就会转移到表演者手中了.     

从“法治民主”到“宪政民主”——当前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纲要

"法治民主"是在肯定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主张对民主要有所限制,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以弥补民主的不足,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但是仅有民主与法制的结合还是不够的,当前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如何制约国家的权力与保障公民的权利问题。为此需要提出"宪政民主"这一概念。"宪政民主"是对"法治民主"的深化。宪政民主在我国的提出是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的时代背景下,强调如何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宪政民主"在我国具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容。"宪政民主"需要在民主实践中予以具体落实。     

南通市知识经济产业发展次序

文章利用层次分析建立了一个确定南通市产业发展次序的数学模型。通过检索有关南通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对影响产业发展因素所占的权得作出比较可靠的估计；经过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最终给出了各产业发展的次序。文中还讨论了模型的残缺补偿性与模型的可信度。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关于英国式民主的若干思考

在法治基础上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是英国式民主制度的核心,英国式民主的成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理的、人口的、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因素都对其产生了影响。这些因素适时地、恰到好处地对英国式民主的创建,对形成目前的英国式民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反思与前瞻:对协商民主的理论阐释

作为一种时代产物,协商民主是为应对传统选举民主的各种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它以高度发达的经济、完善的法制、高素质的公民为依托,以参政主体的绝对平等和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旨在解决人类通过现有途径无法很好应对的政治困境。就当前看来,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一种有益补充,在完善现有政治模式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中国在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多级政治协商制度和以民主恳谈会为代表形式的基层民主实践,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一定程度上是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可贵探索。这不仅丰富了现有政治资源,也使得中国能够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避免西方民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误区。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论民主与法治社会中的德治

我们谈论德治 ,应当注意它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以及限度等方面的意涵。在民主社会 ,“德治”首先意味着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 ,其次意味着政府经公民授权对社会的道德教育。“德治”应当依法进行 ,不能突破法治的原则和规范 ,并应当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     

论谈判民主的法治化

谈判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谈判民主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在于政治妥协与契约精神.在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谈判民主常运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谈判、政府与民众的谈判、非政府间主体的谈判及国际政府间谈判等活动中,且均应受相应法律的规制.谈判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争端应当通过谈判本身及法律机制来解决.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天然统一。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内涵

民主与法治在现代社会具有许多重要的价值,比如能使社会生活和谐有序、能有效地约束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等等。     

论自由、民主、法治的内在关系

自由、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合理地界定并调适三者间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融 人现实生活的关键。民主因自由与平等的张力而产生,是实现自由并调节自由与平等紧张关系的一种政 治机制。法治则是理性地发展民主、实现自由的一种规范性制度安排。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联系表现在两 者彼此依赖,在与自由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现实中实现人的自由之美。     

和谐社会与民主法治建设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民主法治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同时,民主法治又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来看,民主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