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雅斯贝尔斯论交往的条件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交往的条件,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语言、爱等三个方面,其中的“主体性”条件指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其参与交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语言”的条件指任何交往都必须以可理解的语言为前提,“爱”的条件指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彼此谅解。交往所需依赖的这三个条件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主体性是“语言”和“爱”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主体性,交往主体才能掌握“语言”,并具备发乎内心的真诚的“爱”;“语言”和“爱”是对主体性的深化,只有掌握了“语言”,并了悟了“爱”,主体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交往。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探析——兼论行政管理模式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大都是以“性恶论”作为理论支持的，文章在对过往各种“人性论”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为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提出了全新的人性论基础。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冯契的逻辑范畴学说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契对逻辑范畴作了开拓性的探索：阐明了逻辑范畴的辩证本性和特点;考察了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建构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探讨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方法论意义。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的表现、动因和隐患

新中国成立后,揭开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篇章。1949年至1956年,由于经济的发展、领导层发展战略的合理、政治体制的转变、国内政治力量的团结及良好的国际关系等原因,使得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大大提高、政治制度渐趋规范、政治民主得到初步发展、政府能力极大增强及保持了平衡的政治关系,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发展。然而,在建国初期政治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政治衰退的隐患和伏笔。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适研究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服务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利他性与利己性的矛盾属性。从政府政治人与经济人承担的角色属性来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具有历史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政府自身利益偏离公共利益的视野时,其权力膨胀与利益放大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动摇其存在的合法性。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理念出发,政府转型必须规制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对实现,制定制度化的利益实现体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使政府权力与利益适度化,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一种媒介文化角度的审视

建筑物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明与文化载体,具有媒介的属性,传达着特定时代的媒介文化观念。故宫建筑群不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一家文物藏量丰富的博物馆,它同时是社会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时代变迁中追随着所有权的转换而呈现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透露出不同的媒介文化信息。封建时代的紫禁城在为明清帝王提供必要的居住与临政场所的同时,也作为媒介,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使命,以媒介文化的形式,建构着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系。民国建立,故宫博物院创建,其所蕴含的媒介文化性质、功能亦为之一变,成为建构民主文化的重要力量。而故宫博物院建院过程的漫长坎坷,也正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民主思想艰难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映。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论公共经济活动范围的合理界定

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活动范围的科学界定无论对财政、经济、政治体制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目前既不能按照所谓"小政府"论办事,也不能不顾经济承受能力按照某种事实上的"大政府"论办事,而应当既考虑需要又兼顾可能,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规律,将公共经济活动范围界定于八个方面,而且每一方面都要既明确质的规定性,把握好量的界限。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探析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内容之一。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加强对大学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适应新时代民族工作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目标,增强大学生民族团结的价值认同;以"如何培养人"为重点,创新大学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路向;以"为谁培养人"为最终效度,夯实大学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使命担当。     

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政治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发展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和目标;强调指出民主制度化和法制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途径;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推进、形成和发展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等。这对推进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