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

董仲舒（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6年）①，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②。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司马迁认为从高租到汉武帝五世，最精通《春秋》的是董仲舒。班固《汉书》称董仲舒“为儒者宗”（《五行态》），“为群儒首”（《董仲舒传》），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思想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南宋理学大师朱幕称他为“醇儒”．并将他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直至清末，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认为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超过孟子和荀子。历代思想家对董…     

《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评介

德治(礼治)和法治的是儒、法两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为儒家最终完成德治主义理论体系的是董仲舒,而法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者是韩非。赖美琴博士新近出版的《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一书,将韩非与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进行比较研     

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

董仲舒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儒学发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从先秦到汉初的各家思想,建构了一套相对完善,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体系,对汉代的政治生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董仲舒政治哲学,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对于构建中国政治哲学体系意义重大,且十分必要。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董仲舒政治哲学作以简要介绍。     

儒家政治思想的连续与转折——徐复观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通过对董仲舒的"天的哲学"的分析,认为董仲舒在为汉代政治体系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依然继承了儒家思想与权力的紧张,即通过天的权威来体现对于君权的制约.徐复观看重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连续性,这决定了他对董仲舒理解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角度,也会使徐复观忽视儒家与权力体系的妥协性,导致对董仲舒政治儒学的曲解.     

董仲舒的思维方式及其政治归趋

以天地人一体化为依据 ,董仲舒构建了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董仲舒政治哲学带有明显的趋和、求同、调适、平衡的特征 ,成为汉代巩固君权、实现“大一统”政治的重要手段。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给中国封建主义政治以深远的影响。     

论董仲舒的二元政治观

基于对客观物质性的“天”的认识,董仲舒提出了正确反映汉代社会政治的本质 和 规律要求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措施,是一种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 响的自然政治观。但是,另一方面,董仲舒又以道德之天、神秘之天来构建其以“大一统” 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并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最终只能陷入神学政治、 忏悔政治的窠臼。     

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

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命题,不同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决定其独特的理论品格。认为人性善的思想家通过道德召唤来完善个人的政治生活;认为人性恶的思想家以法治与规则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展开。出于对人性善恶之社会功能的权衡,西方政治哲学家通过建构政治制度来“抑恶扬善”,其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达到相当高的抽象水平,却脱离“现实的个人”与现实政治状况,马克思政治哲学以此为重要思想资源并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完成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现实超越。     

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程朱、黄宗羲、王夫之、康有为、徐复观等儒家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特征。从最初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开始,直至自身本体论、方法论的建构,儒家政治哲学都体现出与儒家道德学说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在今日中国,儒家政治哲学仍具有生存的根基。不过,我们要认清政治儒学、西方社群主义同儒家政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其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     

西方政治伦理哲学中的一种理想主义--柏拉图与罗尔斯合论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柏拉图与罗尔斯这两位在西方制度伦理哲学历史上占据着突出重要地位的思想家,揭示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的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虽然这两位思想家初看起来差异远远大于共同性,但是他们在回答什么是正义和正义是否有益这两个制度伦理中的基本问题上立场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我们首先探讨了他们在规定"正义"上的共同的理想主义取向;然后讨论了他们对于更为艰难的政治伦理问题即"正义是否有益"问题的回答,从而详细阐明这一看法.     

董仲舒社会政治思想新探

一、孟学色彩浓厚的仁义说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在董仲舒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它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全面的评价是很有必要的。我认为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从构成上看,是双重性的,即孟学与荀学的融合,其中以荀学为主导。从性质上看,也是双重性     

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社会伦理政治哲学

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它在汉代及汉以后都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伦理政治哲学;它通过天人合一的理论探讨,从哲学的高度给适应封建统治秩序需要的伦理政治原则作出论证,从而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适合的意识形态。     

卢梭政治哲学及其现代诠释

批判与建构是卢梭政治哲学的两个方面。卢梭不仅批判了文明的当前政治表达式,而且批判了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文明社会的构成原则和基本理念,并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构想。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话语的演变,关于卢梭政治哲学及其与启蒙运动之关系论争激烈。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地认识卢梭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论政治观念

研究政治观念不是要简单地定义政治,也不是描述对政治的定义方式,而是要深入分析政治观念的原始发生,研究这种原始发生的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政治本质上不是概念而是理念,是有关政治的立场、观念和行动。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政治,然而对政治观念的分析却不能仅限于哲学的范式,尚有日常语义分析一种。当我们追问谁的政治观念、谁应当有何种形态的政治观念时,就至少有三种政治观念:思想家的、政治精英的和公民的。研究三者之间的相异与通约关系是最困难的,但却是最有价值的工作。起于相异而达至通约才是好的政治。     

试论梁漱溟的政治哲学

<正> 任何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当其思考社会政治问题、从事社会政治实践时,都不能不具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价值尺度以及观测、解决政治问题的坐标体系,这些实际上就是其所持的政治哲学。梁漱溟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的政治哲学家,也没有留下专门的政治哲学论著,然而,在研读了其主要著述、考察了其一生的社会政治活动之后,我们仍然能体会到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     

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的天人一体论,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并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政治哲学方面。这个政治哲学,主要着眼于统治手法、历史演变和社会秩序的探究。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改铸先秦儒家思想,为维护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服务。一、德主刑辅的王道政治论王道政治是儒家的一贯理想。在先秦孔孟儒家的心目中,王道是先王所推行的正道。《尚书·洪范》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具体说来,这个王道便是以仁义     

儒家星象政治哲学分析——以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为中心的考察

星象政治哲学作为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核心,约萌芽于上古三代时期。这一哲学经过周代的人文化成后,至春秋时期开始被儒家纳入其整体的哲学体系,成为政治理论的形而上的依据。后经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的浸染后,至汉代董仲舒时期,其哲学逻辑已经成熟。董氏通过星象学的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三个层面,构建了系统的星象政治哲学。本文即以董氏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为中心,对儒家星象政治哲学的起源、内涵与影响进行分析。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视域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生命源远流长,先秦以来的思想家大都在哲理阐发的过程中关注现实政治“,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促使入仕者的理论世界与政治实践对接。随着日新月异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哲学逐渐以开放的襟怀融外在思想为内在智慧。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层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为实现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符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时代阐发,力图和谐地处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开启与时俱进的价值视域。     

政治与反政治——论阿伦特对霍布斯的理解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霍布斯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不同类型的思想家那里,因而呈现了一幅霍布斯复兴的景象。阿伦特从其极权主义的经历和反思出发,把霍布斯置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中,基于她自身对政治之为一种存在方式的理解,认为他既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家,又是本真意义上的反政治的哲学家。这个判断看似矛盾,却极为敏锐地揭示了经济盛行的社会现代的政治化倾向,也反映了阿伦特重申政治之尊严的匠心所在。     

德里达和解构主义政治

1994年,《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的出版曾引起过一场关于解构主义政治的激烈辩论。事隔几年之后,当时的辩论读起来不免显得过于拘泥该书本身,没有触及解构主义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是否改变了它的早期政治立场?解构主义的早期政治立场是什么?它是否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真正的批评?笔者认为,尽管德里达享有激进左派的声誉,但他的解构主义却无法摆脱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