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舆论传播极化现象评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舆论传播极化现象促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扩散和升级.触发事件、舆论信息串联、群体组织结构特征以及社会境遇压力几者交互作用导致群体性事件舆论传播极化现象的形成.加强舆论传播管理,允许自由信息流动,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抑制舆论传播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从而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和应对

群体性事件是具有特定共同利益的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为,是特定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重组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对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性质、社会影响、处置措施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显得日益紧迫和必要。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的演化态势研究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40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出群体行为的演化规律,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行为演化态势在活动、相互影响和情绪三个要素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群体利益受到威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外部环境条件是群体性行为的导火索;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互动;群体结构特点是决定群体行为强度的主要因素。因此,防范并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应特别重视公共性较强的群众矛盾;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采用正态型的信息释放模式与公众进行沟通;实时监测事件关联者的情绪反应,并控制主动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个体;降低群体性事件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弱化当前事件的＂利益补偿＂对未来事件的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对策探讨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不容忽视。社会矛盾长期累积,民众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而采取违法行为,非直接利益群体的加入使事件扩大化,是群体事件的诱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强化管理,注重网络及第三方组织和主流媒体作用;引导网络传播,善于换位思考,充分考虑民众利益;加强民主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体察民意;建立渠道畅通、透明的沟通通道,制定对应机制,以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博弈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与政府间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直线增长。这类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经济秩序、政府形象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许多群体性事件最后基本都演变为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的谈判。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谈判的过程正是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博弈的过程。文章基于博弈论相关知识之上构建群体与政府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对参与主体采取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参与群体在不同形式下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并通过相关案例研究,最后提出治理途径。     

从利益冲突透析群体性事件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以及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群体之间矛盾激化、冲突频发。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利益均衡打破,利益表达受阻,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制度化参与空间受挤压。由此造成的非制度化参与的利益表达行为不断衍生,群体性事件时而发生。要消解利益冲突,搭建一个平等的利益博弈平台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的路径选择。     

群体行为视域下的民族群体性事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下移,大众时代出现。在大众时代,由于部分社会群体对资源的占有较少,又缺乏在体制内争夺和博弈的手段和能力,体制之外的争夺和博弈是社会发展不充分的结果。群体有自己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由于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涉及到少数民族社会成员个人的各种社会纠纷容易发展成群体纠纷,使人际行为变成群际行为,民族群体性事件发生。     

群体事件中的群体挫折感研究

群体挫折感不同于个体挫折感,它在群体事件中的反应表现为模仿、从众和阶层认同、情绪化感染、攻击行为。通过对群体挫折感产生原因的分析,启示我们要管理与疏导群体性挫折感,可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宏观社会环境,丰富社会诉求渠道;分解挫折来源,引导个体和群体合理认知;适度进行情绪宣泄。     

社会冲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其结果的博弈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参与各方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当诉求方的利益在博弈开始阶段即能得到满足,则群体性冲突不会爆发。当诉求方利益无法满足,则将采用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来争取利益。诉求方群体利益的获得程度取决于该群体的特征,是经济利益至上型、利益综合型还是示威型,这和政府(承压方)的特征是稳定偏好型、麻木不仁型、还是正常型相关。简言之,诉求方群体将根据政府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利益博弈与群体力量———基于演化博弈的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及其化解

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结合博弈双方群体力量的变化情况,将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划分为潜伏期、激化期、爆发期和平息期,并结合昆明ＰＸ 事件描绘出群体性事件演化的过程图。比较分析得出,通过双方主动谈判或第三方干预的方式促成冲突双方达成协议是应对群体性事件最为有效的方式。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舆情监测情报分析、及时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加强信息沟通、引导主流新闻媒体的导向、增加政府工作和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透明度,以期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有效治理。     

高校学生社团组织与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高校学生社团组织对于活跃校园文化活动、尤其是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提高,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充分了解高校学生社团组织的特点,如一定的流动性、很深的情感性、很强的自觉性、快捷的信息传播性等;努力发掘培养提高综合能力的重大方面,如自主学习的意识能力、与社会的联系、自立自理能力、团结协作精神等;努力进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正确引导,充分调动学生社团的积极因素与潜在功能,情感教育与适时适当的批评相结合。     

知行合一:高校学生突发性事件的预防逻辑

在高校学生突发性事件的预防中,不仅要知此类事件的含义、特征、变化及重要性等,而且要将预防之行贯穿于此类事件的始终。＂知＂是思想基础,＂行＂是实践载体,知行必须并重,知行务必并举,知行合一是高校学生突发性事件的预防逻辑。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因应

群体性事件的范畴在理论上尚无定论，对于群体性事件应当根据行为实施的逻辑顺序加以界定。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对于群体性事件，刑法必须作出抉择，但不能一律用刑法加以处置。应当在明确群体性事件刑法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提供可选择的应对策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新的经济格局形成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国内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基于此,笔者在分析我国社会群体事件的基础上,对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进行解释,并对如何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给出建议。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论涉罪群体性事件的刑事干预原则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置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是目前司法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刑事干预涉罪群体性事件是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所决定的。面对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之中的犯罪行为,刑事干预既要遵循一般的原则,又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坚持罪行法定、树立范本原则,罪责自负、严格刑事责任范围原则,证据定罪、事实唯一原则和酌定情节效力最大化、轻重各当原则,以便为正确处理涉罪群体性事件提供较为正确的方法和依据。     

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别从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对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农业户口、有无直接利益关系、想到当地政府投诉等因素对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目前工作状况和个人月收入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农村地区的女性,通过行政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行为或表达利益的诉求很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大众文化勃兴中的大学生理性精神培育

大众文化在开展文化启蒙、培育市民社会、推进民主政治的同时,其强劲的扩张也造成当代大学生理性精神的缺失,表现为理想主义价值的失落和功利主义的泛化。必须加强先进文化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引导,充分挖掘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结合,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