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皇之治——与齐陈骏先生商榷

隋文帝杨坚是个励精图治的封建皇帝,他所统治的开皇年间史称“开皇之治”,是隋唐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但在史学研究上却一直处于薄弱的环节,齐陈骏先生在《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撰文对开皇之治进行了论述,实塞漏补缺,开讨论之先声,甚有意义。不过有些观点看来需要商榷。本文谈一些不同的浅见,向齐先生及史学界请教。     

关于评价隋文帝杨坚和“开皇之治”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帝王中,隋文帝杨坚一直是为封建史学家所竭力推崇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他统治时期,历史上还有所谓“开皇之治”的誉称。近年以来,有些同志亦曾撰文评论,给杨坚和“开皇之治”以很高的评价。就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略论“开皇之治”

西汉“文景之治”,历代史家赞不绝口。七百年后隋文帝在位时的开皇年间的政绩——“开皇之治”,同样值得人们称道。 西汉初年,经济凋蔽,人口剧减,“石米贵至五千余钱”,“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①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经济,对人民采取了较为宽舒的政策。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休养     

隋文帝施政方针的得与失

隋文帝在位前期虚心纳谏,用智囊团之谋,定对外对内之策,取得成功,出现“开皇之治”;在位后期刚愎自用,拒谏斥贤,决策失误,为隋朝埋下了致亡的隐患。     

孔子家政伦理说

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先祖当推孔子。因为孔子处于中国奴隶制社会没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传统的家国伦理关系原则受到冲击,新的伦理原则没有确立。面对当时紊乱的伦理关系,孔子首先提出了以德明天下,以德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主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①从修自身始,达齐家、治国之目的,将“个体修养”、“整肃自家”、“明德治     

论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廉政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康政问题,一是吏治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二是吏治的效果和重大意义。隋文帝为了使隋代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实行了各种措施,力求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打击和防范相结合,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治理整顿,使隋代廉政大为加强,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政治形势,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开皇之治”这一盛世。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公天下”思想的庄子版本——以《庄子·应帝王》“天根”章为中心

“公天下”并非儒家的专利,《庄子·应帝王》以“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给出了庄子版本的“公天下”思想。“公天下”的庄子版本突显人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将正当性的政治理解为围绕着性命之情在生活世界展开的正性命的活动与秩序,而任何脱离性命之情的政治活动都将政治下降为统治。性命之情的本质特点在于世间身位与超越身位之间的居间联结,人便是这种居间生存者,顺物自然,也就是顺物之性与命,公天下的政治秩序因而展开为人们在其中各正性命而并行不悖的日用生活过程。     

《庄子·天下篇》“其数一二三四是也”义辨

《庄子·天下篇》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清王闿运《庄子注》刊落外、杂诸篇而独存《天下篇》,以为“盖庄子自叙”.梁启超更推此篇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可见此篇在《庄子》一书中地位之重要.《天下篇》首段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成,王有所     

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

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文化和精神风貌 ,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的形成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     

“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王安石的重要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誊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领导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改革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接着又说:“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治国理家的财力,最重要的是要有法律,故其为“理财”制定了一系列新法,有:均输法,农田水种法、     

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

一、“圣人”本体与修养论 近现代不少哲人认为儒家哲学精神是“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即如此,梁启超也认为此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沦语考释》).“内圣外王之道”最初见于《庄子·天下篇》.此编系庄子后学所作.“圣王观”是儒家一直所提倡的,于是就有人视儒家学说为“实践哲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的“入世”学说云云,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先秦儒家学说主要是关于人格心性修养学说,一切行为都只为求得人格修养的完满.熊十力《读经示要》云“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间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内修”与“外修”似乎是修身的两种方式和途径,具有同等位置的重要.此种看法比较接近先贤的原意,用此解     

“四川近代人物”开栏语

自西汉文翁兴学始，巴蜀大地人才辈出，固有“人文之盛，天下莫与京焉”之说。后“唐皇幸蜀”，更有“天下才人皆入蜀”之兴盛。然近代以降，外侮不断，民生多艰，泱泱帝国残败，对川人政治、文化心理形成巨大冲击，其忧虑愤然尤以文人志士为最。在近现代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国护法、抗击外侮和国共之争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巴蜀之士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有的抱儒治世冲出夔门而成蛟龙，有的守道言佛潜心治学敢为大师，他们济苍生于政治权力中心，或治问学游弋于政治主流之外，默默地为保存华夏文化根脉做出自己的贡献。巴蜀大地，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晴雨表，又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近代知名人物的活动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和教育等领域。发掘和研究四川近代人物，管中窥豹，可透过他们的人格风貌、命运遭际，探索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或成为批判贬低的对象，或被屏蔽于主流传媒而鲜为人知。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些在近现代史上叱诧风云的人物，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以至有“重写现代史”的主张(谢泳)。为此，本刊特开辟“四川近代...     

“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

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以“察道”或“察一”为核心概念.“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一”与“道”具有相应乃至等同关系,“一”为百物的本体;“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察一”包括“心能胜心”和“心之所贵唯一”两个层面,并在此突出了“心”的“主宰”和“精一”作用;“修身而治邦家”是“察道”的两种功用,“小彻”、“小成”乃“修身”的两个层次,而“大彻”包括“先知四海”、“谋于千里”和“一焉而为天地稽”三个方面,“大成”指“大之以知天下,小之以治邦”的政治功用.此外,“人白为察”当为在楚地流传很久的一种修心之术,而不必以为稷下学之流裔.     

隋·唐初期统冶者及其法制比较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著名王朝。建国伊始,两朝统治者均以法律手段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分别修订了著名的《开皇律》与《唐律疏议》,因而,都成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时期。史载:隋文帝时“中外仑库,无不盈积”,“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唐则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正因如此,历史上往往隋唐并举共论。然而,为什么隋祚日短,李唐却传世近三百年,结果如     

苏威略论

苏威任隋朝宰相三十余年，隋亡后振转投靠新主，因而见讥于史家。本文认为苏威见重于随室的原因，一是属于关陇士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又有兼人之才；二是忠于隋朝，并且没有大过。苏威在隋朝前期起了重要作用。在“开皇之治”中，有苏威的功绩。对苏威的“晚节”问题，应该进行具体分析。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治人”与“治国”概念的辨析 ,揭示了顾氏关于政治主体与伦理主体分职合作的思想 ;进而剖析了其“众治”思想 ,认为其中内含着“分天子之权”和“宗子辅人君之治”两个方面 ,前者意指政治主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以共治其国 ,后者意指伦理主体通过其伦理活动来辅助政治主体治理好国家 ;最后通过对顾氏政治思想逻辑进程的考察 ,指出了他最终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归结到宗法制度的重建上。     

老子的大一统思想

所谓老子的大一统思想,指老子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从“自然”之“道”（天道）推及人和社会之“道”（人道）的认识体系。“道”是核心,一切皆统一于“道”,并在“道”的规范下演变发展。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主张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着眼于中国自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探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对立的根本原则,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规劝和改良使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天下”复归到“道治”的境地。     

论《庄子·应帝王》壶子“四示”的政治哲学意蕴

《应帝王》被公认为庄子表达“外王”思想的政治哲学文本，但其中着墨甚多的却是壶子“四示”神巫季咸的故事，后者的政治哲学意蕴并非自明，甚至在庄学史上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在《应帝王》整体的脉络中，壶子本人是“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的明王典范，其核心以藏身方式藏天下于天下，这即是王者自身必须保持有“不可相”的修养，而后方能保持天下的“不可相”,而天下的“不可相”则在“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还天下于天下人。一旦王者之不可相脱离天下之不可相，则王者之藏身就是达成支配的法术(巫术是其一)而非道术。在更广的智识脉络中，壶子四示意味着将政治生活建立在政治道术而不是政治巫术上，政治巫术的核心是通过过度智性化方式以世界的透明化、规则化、稳定化消除渊默性、不规则性与变化的无常，以达成对世界的掌控以及对人的组织和动员，从而使得人们从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投身于人为作为正式秩序的政治空间，进而脱离正式秩序与非正式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政治巫术本质是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技术。回归政治道术的可能性在于承认世界的不透明性、不规则性、偶然性与变易性，为包含人们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的非正式秩序张本，将作为正式秩序的政...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