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行“中梗阻”:含义、成因及其治理研究

行政执行中梗阻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中间环节、中间执行者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消极、被动或者低效的执行政策,从而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畅,难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在分析行政执行中梗阻成因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行政执行者和制度等三个维度提出治理路径:公共政策科学化、明确公共政策目标,加强公共政策执行沟通;提升行政者的素质和能力、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度,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基于首次土地行政问责73个案例的分析

为遏制土地违法,规范土地行政行为,我国建立并实施了土地行政问责制。在研究2011年首次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后续发展情况时发现,73名官员已悉数复出,但存在复出时间模糊、复出过程不透明、复出门槛低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官员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不规范不仅会降低土地行政问责的惩戒、警示作用,更会使公众对土地行政问责制失去信心,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完善土地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等措施,对土地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进行规范管理,以此来增强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及有效性。     

中国特色“ 分层式” 行政问责模式：创新、不足与完善

监察问责具有行政外部问责之功能,与行政内部问责具有共同的责任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然而,该模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制度虚化、协同性不足、适用混乱等问题.对此,应当确立行政问责的法治化路径,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区分监察外部问责与行政内部问责,明确行政问责与政务处分、党内问责的界限,就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事由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构建独立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行政问责建制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的“助推器”——以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行政问责建制探索为例

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问责建制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逐步将该制度推向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这也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助益,其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之双重维度上。同时在制度要件与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中还不断孕育和提升着行政问责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向更深层次迈进。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基于信息管理的公共政策执行梗阻和防治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梗阻现象。文章以信息管理的角度为视阈,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几点防治对策。     

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

从变量关系看,公共管理内涵构成了自变量,行政问责内涵构成了因变量。从新公共管理内涵的特征入手,行政问责的变化呈现三个方面特点:新公共管理在管理内涵上的变化提升了行政问责的重要性;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顾客导向”服务理念引起了行政问责的动态性的变化;新公共管理由过程问责向结果问责转变的绩效评价变化推动行政问责标准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值得我们在构建我国行政问责体系中进行借鉴。     

“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现象探析——基于“城中村”政策执行的视角

"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近年来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为背景,力图在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城中村"政策执行的视角对文化拒斥"城中村"政策执行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因进行探析,进而就如何破解"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难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分析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在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然而中国的政治生态使这一过程充满了障碍,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诸多问题需要破解。本文深入解析了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发生、发展的理论依据,分析了现实运作中的困境,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论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

行政处罚归责原则法学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主观归责原则存在其合理性,已渐成学界主流.我国行政处罚归责制度存在缺陷,应进一步完善.     

“实验文体写作”现象的动因与意义

各种相对定型的文体,在写作中长期被作为与特定"内容"相匹配的形式规范;而当下互联网上和纸媒文学领域出现的"实验文体写作",却正显示出打破固定规范的文体变革趋势;究其动因,是由于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和现代人更趋丰富多元的心理内容,需要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体形式予以表达."实验文体写作"是时代发展导致的必然现象.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

行政问责制可望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要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框架,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严格划分权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阻滞因素及其对策分析

目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既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亮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还存在问责主体间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匮乏、异体问责力度不够等诸多阻滞因素,需要在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政府的绩效考评机制、完善异体问责、加强问责法律规范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研究这些阻滞因素的影响并给予对策性建议对于落实和发挥行政问责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现象"解读

"浙江现象"是由发展绩效、发展特征、发展条件、制度创新、"浙江精神"所共同展现的一幅全方位图景;"浙江现象"的生成,赖于区位、人力资源、制度创新、初始资本的累积优势,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和"浙江精神"的交互作用.内涵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浙江现象"展现和生成的各个方面,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浙江现象"并非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不对应形成的"错位现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以"区位"为共有解的"区位现象".浙江的特殊性在于其独有的展现和成因;发展条件在新形势下的转变可能会影响"浙江现象"的持续辉煌而须亟谋良策.     

“席慕蓉现象”析论

20世纪80年代,台湾女诗人席慕蓉以诗名享誉海峡两岸,引发了诗坛上的"席慕蓉现象"。她从自我生命出发,挖掘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情感,营造了爱与美的诗歌世界,以婉约清丽的抒情风格,感动了众多读者的心灵。今天她的诗歌仍具有再解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