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百年"解悖"初露曙光?--"语境敏感"解悖方案的"乌云"

整个20世纪,悖论研究在西方历史上掀起第三次高潮.众多学者奋力"解悖"(主要是"说谎者"悖论),但直至80年代末,仍然束手无策.正当他们感到渺茫绝望之际,前景忽露曙光伯奇、巴威斯、德福林等提出一系列的"语境敏感"方案,被一些专家誉为"奇迹"这种方案很自然地消解了"强化谎者"悖论这一"千古之谜".但是,这种方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消解"矛盾被证"(悖论),它回避、拆散、压制或消灭"仅是矛盾".而我们的"复合命题"解悖方案,既能保留"仅是矛盾",又能消解"矛盾被证"(悖论),完全不具"特设性".     

试释甲骨文的北方风名——兼说甲骨文的"(采廾)"字

甲骨文的北方风名之字当释为"卷",读为"寒".<花东>卜辞的从"(采廾)"从"豕"之字当释为"豢",是指圈养起来的猪;从"(采廾)"从"兕"之字,亦当读为"豢",是指圈养起来的兕.甲骨刻辞中作为人名、地名或族名的"(采廾)",当即<说文>的"(阝卷)",地在山西安邑境内,今山西夏县一带.作动词的"(采廾)"字,可读为"遮阑"之"阑".     

柏拉图的"神"

柏拉图"神"的范畴演变说明他并未因采用"通种论"而放弃"目的论",而是对"相"的目的论进行改造,并隐约指涉了以"相"和"奴斯"(理性)合一为特征的"神"的目的论.决不可把柏拉图的"神"与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相等同,但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对"神"因此的描述几近犹太-基督的"上帝".     

空间乌托邦的现代性建构——以城市空间的先锋派试验为例

西方20世纪前期的先锋派围绕城市空间进行了一系列艺术试验,从而开启了空间乌托邦理论建构的先河.无论是圣埃利亚的"未来主义城市",还是科比西埃的"明天的城市".作为先锋派借助城市空间表达其现代性体验的范本,都希望通过空间关系的激进变革来建构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世界.这种立足于现代技术神话基础之上的空间乌托邦试验最终均归于失败,这一结果深刻揭示出现代性的悖论逻辑,也为当代城市空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论刘少奇的“家”思想

通过重温刘少奇领导新四军开创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光辉业绩,全面分析了他的"家"(亦即根据地)思想,即:为什么要建立"家",怎样建立"家"以及如何管理"家".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华中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有效的巩固和发展.     

“自由主义”的主体狂欢——论王小波小说叙述视角的“复古”与“创新”

王小波的小说以其强烈的启蒙意识、先锋性技术探索,以及对中国90年代悖论性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成为了9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异数".其小说既不同于先锋小说强烈的历史解构性,又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意识形态局限,而是在"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汉语小说创新.     

保留"矛盾",消解"悖论"--评克里普克、伯奇的"解悖方案"

"初始谎者"悖论早被中、印和希腊三个古国独立地消解了.他们发现"自涉"加"否定"产生矛盾.但是,他们并没有消灭(或压制)"仅是矛盾",这是正确的.因为,矛盾存在于语文里是正当的、合法的.赫拉克利特提出"亦此亦彼"悖论(矛盾可同世而立,矛盾句被证明为真)否证不矛盾律.欧布里德提出"强化谎者"悖论,挑战不矛盾律,迄今无公认的消解方案.整个20世纪是历史上"解悖"的第三次高潮,比前二次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研究深入得多,也广泛得多.有三个最著名的方案塔斯基的"层级"方案;克里普克为了弥补塔的缺失,提出"根基(非赋值)"方案;直至近20余年来,伯奇为了弥补克的缺失,提出"语境敏感"方案.这三大方案的共同"大缺失"是,以消灭(或压制)"仅是矛盾"来消解"矛盾被证",均是削足适履的方案.而我们向来的方案就是,既保留"仅是矛盾"于语文里,又能指出"强化谎者"悖论犯"复合命题"谬误,"矛盾被证"不能成立.这样,2000多年来的"强化谎者"悖论就被简易地消解了.     

从“张看”到“看张”:解读张爱玲的一个流程

张爱玲是一个非常重视日常身体感的作家,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看"的重视.一方面,通过时"看"的距离和视角的调整,才有了"张看"世界的独特感受和兴味,才在视线上创造了不同世界的交锋.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人物,张爱玲也在"被看",所以她非常善于通过制造"距离"来"扮演".除了文字以外,通过服饰作为道具,张爱玲完成了她在一个动荡而浮华的时代的出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她的这些出演塑造了世人眼中的"张爱玲".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化”剖析

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促进了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化和发展,又使少数世界强权、霸权国家利用全球化,把"民主政治化".形成政治民主化与"民主政治化"的全球化悖论.本文用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着重剖析了"民主政治化"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实质.     

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

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此从功能的角度,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区别前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时,就必然陷入悖论.如果不能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性,就无法超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更为深层的解释学悖论.只有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理解为哲学主题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根本转换,才能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缠绕.     

民俗学者与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

中国的民俗学和文艺学早有结盟的渊源.田野作业理论中的田野定位说,在打通民俗学和文艺学上,是一个重要关节.田野定位的含义,指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把学者的知识相对化,把个人当作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以利于有效地分析和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围绕它所构建的学说,可以研究民俗学和文艺学两个学科的历史关系,也可以分析两个学科在现代操作中的交叉现象,就学者对民俗事象与文艺作品的分析活动做反观和前瞻.     

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基本现状与学术发展

通过对社会学研究人员基本现状与学术发展的相关数据分析和探讨,从性别、职称、最高学历、是否担任公职、主要研究领域、学术产出、学术影响等几方面为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描绘出一个大致的状况,着重指出了其中在社会学研究人才的分布以及学术产出、学术影响上显著存在的地区和高校层次间的差异,这从整体上来看影响着我国社会学的协调发展,制约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前进步伐。因而,在今后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需不断注意研究人才在不同地区和高校层次上的培养和调配,推进我国社会学的协调发展。     

21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

华文文学是从语种文学着眼 ;而华人文学 ,是以种族血统作为分界线。为了扩大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内涵 ,内地学者应自觉地把华人文学研究纳入视野。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本位出发的 ,其命名预设了中心 /边陲、内/外的二元对立。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 ,不仅是名称的简化 ,而且这种命名提升了过去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位 ,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意识。以“文化的华文文学”取代“语种的华文文学” ,至少难于说清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还是先不要用前者取代后者 ,至少让两种观念共存互补 ,互相竞争。     

国外学者关于企业核心能力的主要观点综述

对企业核心能力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核心能力进行界定 ,形成了很多个不同的企业核心能力的观点。企业核心能力的概念正式出现在 2 0世纪 90年代 ,但其经济学渊源可以上溯到 1776年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的《国富论》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企业的劳动效率 ,而核心能力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企业之间的能力分工 ,二者在此有异曲同工之处。沿着这个研究思路 ,Ｂａｂｂａｇｅ (1833)同样阐述了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命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192 5 )提出了企业内…     

人性论科学体系的建构和研究者的使命

人性依其能否言道德善恶的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能言道德善恶的,如知情意、眼鼻耳等等,是心理学等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学等科学的人性概念。另一类是可以言道德善恶的,亦即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的本性,如同情心和妒嫉心等等,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伦理学的人性概念。作为伦理学对象的人性就是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但是,伦理学的人性论不仅研究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而且研究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之本性。因为伦理学就其根本特征来说,乃是一种规范科学或价值科学而不是描述科学或事实科学。它之所以研究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只是为了从中———通过道德目的之善恶终极标准———推导出人的伦理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从而制定与其相符的优良道德规范。因此,伦理学的人性论的研究对象包括三部分: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人性事实如何)与人的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人性应该如何)以及二者之中介: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人性应该如何之标准)。     

走出解读误区推进交叉整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使命

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解读上出现了方法论上的偏差,这突出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的肢解和割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要理论使命就是挖掘这种内在关联性.为此,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交叉与整合研究,特别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与整合研究.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