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赏赐制度研究——以对西周金文赏赐物的量化分析为视角

西周赏赐类铭文中常记载各种赏赐物品,这些赏赐物的出现以及之间的组合都呈现出一定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铭辞文意,对充分认识西周赏赐制度,以及受赐者地位和判断铭文时代等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量化分析为考察这些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进而以分析结果为基础探讨、总结各类赏赐物间组合规律。     

从西周青铜器铭文看“师”官的社会职能——兼论周王室对“师”官的赏赐特点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师"官的社会职能多是与军事活动相关的,以及因军事活动的需要而衍生出的教育任务、行政事务等。西周王室对"师"官的赏赐活动也因国内政治形式的需要,出现赏赐物品品种多样性、赏赐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以及加速了后代军功赏赐的进程等特点。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数量词

汉代铜器铭文是研究汉代语言者值得参考的原始语料。本文即以汉代铜器铭文为材料，对其中的基数表示法、序数表示法、分数表示法、虚数表示法、量词及数量词的组合情况进行了描述，并对各种数词表示法及量词、数量组合的形式特征与语义特点分别作了必要的探讨     

汉语量词带定语现象的进一步考察

量词是汉语中带有鲜明特色的一类词。量词可通过与数词、指示代词结合或重叠充当一定的句法成分,这常为人们所论及;但量词可以受定语的修饰限制,则不为人们所关注。据本文考察,量词受定语修饰限制主要表现为“数词＋定语＋量词”、“定语＋量词”两种语法结构框架;量词带有定语是其体词性特征的体现,而非名词特性的残留。     

西昌方言的特殊量词及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

本文分两个部分讨论四川西昌方言中的量词问题。第一部分对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量词进行描写和分析,第二部分详细描写西昌方言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这些特殊表达方式可以归纳为（1）“A＋M”、（2）“A＋M＋A＋M”、（3）“n＋M＋n＋M”、（4）“M＋是＋M”、（5）“M＋打＋M”、（6）“n＋打＋n＋M”、（7）“M＋把＋M”、（8）“M＋把”、（9）“M＋把＋两＋M”等九种格式。     

上古文体趋同论

文体趋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上古文体也存在互渗、融合、趋同的情形。上古格言、民谚以及部分《易经》卦爻辞都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样式，以整齐、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对宇宙、历史、人生、社会、军事、政治、术数等方面的认识。西周中期以后，有些铭文在散文句式中杂用《诗》的四言韵文体，显示出铭文有意向《诗》体靠近的倾向；而某些《诗》作也有意识地吸纳铭文因素，用诗的形式歌咏铭文题材；铭文与《诗》体呈现出互相靠近的倾向。诰和命本来分属两种文体，诰用于训诫和勉励，命用于册封和赏赐，由于帝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往往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同时记下帝王的训诰和册命，这促使部分诰、命作品走向合流。上古文体趋同多由外在因素驱动，某些文体因其内涵宽泛而向多个方向发展，有些文体趋同受到群体创作方式的制约。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汉语动量词的产生

汉语中大多数动量词产生于＂动＋数＂式,少数动量词产生于＂数＋动＂式;能够进入前一种格式并发展成为动量词的词,在语义上必须与需要计量的动词紧密相关：包括近义关系、概括动作过程或表示动作行为结果等;后一种格式中的动词发展成为动量词的必要条件是：它与另一动词同时受一个数词修饰（即＂数＋V1V2＂）,且该句义主要由动词V2承担。汉语动量词产生的动因是受名量表示法的影响。文章最后还对动量词为什么首先产生于＂动＋数＂式,且为什么大多数动量词都产生于这一表示法等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     

汉语量词的认知分析

汉语中，数词和名词之间需要一个特殊的补充成分---量词，数词、量词和名词组成了Num＋CL＋N的结构。量词作为一个特殊的功能性成分在学界受到了普遍关注，对量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为探索汉藏语系的特点提供依据，也有助于深入探讨量词语言使用者认知其范畴化过程。本文一方面从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语义的演变来论述汉语中量词的语法化现象；另一方面，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了汉语中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问题。     

晋侯苏钟与厉王无涉

晋侯苏钟铭文引起史学界的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从它的盗掘、外流、回归以及铭文内容的透露，似乎都充满了隐秘。而今图象与铭文拓片已在《上海博物馆集刊》上公布，人所共见，学者们见仁见智，对铭文中的人事、时代、地域作出各样解说，实有助于铭文的深入研究。我在《晋侯苏钟之我见》一文中已坦露了我的观点，指出铭文分前后两个独立的部分，前为周穆王三十三年“亲省东国南国”的记事历谱，只刻了部分，后为晋侯苏随宣王征伐，参与三次战斗并获得赏赐。从中，我肯定了两点：一是《史记》所载晋侯世系不误，也不必为此改动宣王纪年；二是…     

现代汉语“数＋名”组合的类型及其成因

现代汉语里，数词跟名词组合中间要加量词，不用数词直接修饰名词，这通常被看成是一般规律。但现代汉语中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数词＋名词”现象，绝非个别例外。从数词来看，现代汉语中各类数词都有“直接修饰名词”的用法，有时中间根本就不能加量词。现代汉语的“数＋名”组合不能一概简单地解释为“省略”或“古代汉语的遗留用法”；究其成因，有句法因素和语义因素，也有语用因素和认知因素。     

浅谈“数＋形＋量”格式构成的多重制约因素

现代汉语中＂数＋形＋量＂格式的构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格式中的形容词对数词形成制约,形容词和量词之间存在着双向制约关系,格式后接名词又制约着＂数＋形＋量＂格式的构成。这种制约关系是由语义的一致性、语义的自足性、语义的决定性原则决定的。     

从“三斤鱼”的歧义现象看个体名词与度量词的相互搭配（二）

“数＋度量＋个体名词”结构在所指事物的个体数量上存在歧义现象，同一个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存在有不同的语义变化，加度量词时表示的一定是人类领域意义上的同质“个体性”事物的类，侧重事物的属性。这种语义变化的制约性因素来自于度量词与个体名词两方面。     

“玉匣”与“玉衣”义项再考——兼与王仙波先生商榷

关于＂玉匣＂与＂玉衣＂的义项,学界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物,纠正＂玉匣＂仅为＂盛玉之匣＂的观点,补充梳理＂玉匣＂义项为：1.汉代皇帝、王侯所用的玉制葬服;2.玉制之匣,用以贮藏珍物;3.盛玉之匣。     

玉文化经典作品——《红楼梦》

文学家曹雪芹以玉文化为灵魂,以“玉神、玉德、玉美”的思想为基调,以“玉的人物形象”演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弘扬和传承了历史悠久的玉文化,成为玉文化的经典作品。     

玉族字词及其文化阐释

"玉"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发展到现在,玉字汇和以玉为根的词与词组已形成庞大的玉族字词.文章从字、词以及修辞角度考察和分析了玉的语言现象,并从汉民族传统玉雕业和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的角度详细阐释了玉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     

《段注》与玉文化

《段注》通过对《说文》玉部字的阐释,揭示了被人们视为珍宝的玉的内质美、玉所具有的人格象征意义和以玉为信物的符瑞特征与装饰功能。     

夏代玉器的审美特征

原始玉器工艺发展到夏代,开始出现镶嵌、勾彻、浅浮雕和圆雕等琢玉技术,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走向程式化和复杂化成为可能。几何直方的规整形状,出齿、安柄的细部造型,还有线面结合的构图,乃至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均强化了夏代玉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形成了匀称规整、多样统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艺术风格,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玉器主体审美观念从新石器时代“饰玉”向商周“礼玉”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