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山西行迹考

作为明清之际沟通南北学术的重要人物,顾炎武在山西的活动是其北游于中国的重要环节。他在山西的活动主要有学术考据、人物交游及经营产业,我们把顾炎武的这些活动置于明清之际这一社会转型期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它对于人们认识明清之际山西的文化和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正嘉年间青岛即墨诗人蓝田交游考

蓝田是明正嘉年间青岛即墨著名诗人,受明代结社风气的影响,他先后参加了杨慎发起的丽泽诗社与冯裕等人组织的海岱诗社,与杨慎、冯裕等诗社成员交游唱和,还与边贡等师友及胡缵宗、王献等各级地方官员交游。在明中叶诗歌复古风潮席卷诗坛的背景下,考察蓝田的结社交游活动,既可从中窥见其诗歌创作异于复古风潮的渊源有自,也可藉此认识当时诗学观念与创作的多元化及诗歌流变的复杂性。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

归庄和顾炎武同为昆山人,交往长达四十年,有“归奇顾怪”之称,又均是复社及“惊隐诗社”的成员。考察二人之间的交游,将有利于研究清初遗民文学的创作。     

闽中明遗民诗人孙学稼考

孙学稼是重要的闽中明遗民诗人,大体可证其生年为1621年,卒年为1682年。孙学稼与闽中许氏、曾氏等文学家族有密切交游,与屈大均、朱彝尊、顾炎武有往来酬酢;现存的著作《鸥波杂草》集稿本、足本、祖本于一身;孙学稼自己最重视五律,其艺术成就则以七古为最,诗风浩瀚逶迤、顿挫沉郁。     

黄仲则的交游及其诗歌创作

清代诗人黄仲则，生平屡遭不幸，科举考试接连败北，诗作时有凄凉之音，以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黄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本文试图考察出，其交游颇为广泛，且有众多知己。其交游诗因对象身份不同，或侧重于才，或倾注于情，与其所处的文学环境、社会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     

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煥章辯論山东古地理問題的一樁学朮公案

崐山顾炎武,世称之曰亭林先生,自四十五岁始,正式离开家乡,往来中国北部各省,至七十岁时,于死山西曲沃,前后凡二十六年。他在北方到过的地方很多,接触的人也很多,而在他北游的二十六年当中,却有二十一年的时间,即自其四十五岁时起,至六十五岁时止,或长期或短期的居留在山东境內。从学术上說,他受到山东学人的一些影响,同时也对山东学人发生了一些影响,研究山东学术文化发展史的人们,应该注意这个問題。     

刘禹锡交游辨正二题

刘禹锡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建国以来，在刘氏生平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六十年代初，卞孝查先生就出版了《刘禹锡年谱》，①第一次对刘氏仕宦交游及文学活动作了全面考述，八十年代以来，他又陆续发表了新著《刘禹锡丛考》②及《刘禹锡与令狐楚》③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对其身世交游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考察，这些对推动刘禹锡和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无疑功不可没。然而或因为刘禹锡本身记载有误，或由于现存刘集版本歧异，或因对刘氏诗文未加详考，刘禹锡交游史上至今仍有不少疑误。本文拟就《刘禹锡年谱》…     

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研究

顾炎武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祖”,其《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对《诗经》韵例也多有研究。虽然自唐宋以来,人们对《诗经》韵例已多有言及,但所论或零碎,或不够精当。顾炎武博采众长,为研究古韵而对《诗经》韵例作了精深的研究。其研究对江永、孔广森著《诗经》韵例之文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些研究顾炎武古音学的文章对此比较忽视,鲜见提及。     

李清照与宋代学士文化交游考

文人的交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李清照是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文化交游活动足足伴随了她的一生，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她的文学创作。在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中，李清照卓越的文学才华受到大学士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大力褒奖，并和同时代的很多学士都保持着持久而密切的联系。李清照文采的流布、诗名的拓展以及诗词的传播，其根本助力都离不开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     

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常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蔽、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进行高层次研究的文学“整体研究观”；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当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体现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本色。     

1950-2013年顾炎武著述生平学术研究综述

文章主要综述了1950-2013年间中国大陆学界对顾氏遗著的文献学研究、顾氏生平的历史学研究和顾氏学术的整体研究之进展情况,对海外的顾炎武研究仅作了挂一漏万的简述。     

以郑谷为例看唐末文人的生活与心态

唐末诗人郑谷的文学成就和前代的诗人相比,是一个低谷;但是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他又算是一个高峰。但郑谷经历的生活和心态却可以说是唐末一辈诗人的缩影。本文以郑谷在科举、仕宦生活中所创作的诗词为例,对其心态加以分析,管中窥豹,由此探知唐末一代士人之精神风貌。     

鲁迅战斗精神对顾随的影响

鲁迅先生被称为民族的战士,其精神对后辈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顾随积极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他深受鲁迅战斗精神的影响,自觉地以鲁迅精神来改造自己,铲除旧日愁思,不再忧思抑郁以自伤,努力锻炼坚强的意志,由牢骚抱怨转向执着进取,在文学事业中勇猛创新。他把鲁迅作品中的意象、意境化用入词,将鲁迅作品中的思想、精神融入于词,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虽然顾随自谦没有学到鲁迅的战斗精神,但他在各个时期都表现出勇于反抗、积极进取的品格。尤其是抗战期间,顾随进一步将战斗精神融入文学创作、诗词论著与古典文学课堂当中,彰显了抗战到底、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为青年一代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试论郑谷的蜀中诗歌

郑谷乃唐季极负盛名的诗坛名家,诗人于中和元年(881)因避黄巢之乱而入蜀。郑谷一生著述颇丰,然现在仅存三百余首,其中,蜀中诗逾四十首。他的入蜀诗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视野开拓,艺术造诣独深。然而,后人对其诗的评价褒贬不一。笔者以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应结合其所处之时代背景,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胶柱鼓瑟地沿袭前人的评价标准去讪笑郑谷诗的"骨体太孱"了。     

从顾祠会祭之发起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士林反应

文章以清朝道光中叶京师的顾炎武祠会祭活动为切入点,以当时关心时局的中下层言官与在野名士组成的一个小群体为观察对象,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初时人对于战争的反思。文章认为,顾祠会祭活动意在阐扬顾炎武个人品节、弘扬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从祭祀顾炎武活动可以看出:时人将战争的失败主要归因于用事非人,由此强调慎选官吏、遴选人材,提倡砥砺士节以扭转士林风气,这是一条乏新可陈的旧套路。时人也看到了战争中西方人的炮舰优势,并尝试着从传统科技资源中寻求制器之技,后来由此生发出了影响及于洋务运动的“师夷”之策,这一点上     

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

苏轼一生两度任官于杭州,在杭期间,喜好交游的他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与同年的交往是苏轼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往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顾张交往年代辨正二则

明末清初经师顾炎武与张尔岐的交往对二人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文章考订了顾炎武、张尔岐交往中的两个重要年代,认为:(1)顾、张初识于康熙元年壬寅即1662年;(2)亭林《与友人论学书》很可能作于康熙七年即1668年初春,而张氏回信则在该年夏季之后。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