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从妻居——现代化、人口转变和现实需求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的初访数据,从现代化、人口转变和家庭的现实需求三个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家庭的居住安排。考虑到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区分了从夫居和从妻居。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家庭从妻居的比例仍然明显低于从夫居;社会的现代化、夫妇双方的家庭人口特征和现实需求不仅对是否同住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显著影响从夫居和从妻居的选择。在现代化和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的居住方式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且在当代中国,子女的需求对居住方式的影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试析我国的家庭类型及其成员构成

我国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对人口再生产的调整和控制,不仅对我国的生育水平,也对我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人口规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利用重经计算机归类处理的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的有关资料,对我国的家庭结构及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以及家庭成员对家庭生育的影响等问题作出分析。 一、家庭户的类型 重经处理的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把我国的家庭分为(一)单身户、(二)非家庭户、(三)简单家庭户、(四)扩展家庭户、(五)复合家庭户、(六)其它家庭户六大类型。从表1中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各类家庭中,简单家庭户(即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最高,为68％。这种通     

从迁出地、家庭户的角度看迁出人口--对1992年38万人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1992年38万人调查的原始数据,在描述迁移人口家庭户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利用常规交互表分析方法比较了有迁出人口家庭与无迁出人口家庭之间各种特征的差异;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迁出地、家庭户的角度考察了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出的影响作用.     

我国家庭动态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人口数量及其增长率常常被认为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往往被忽视。基于此,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人口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并用方差分解法揭示其相互影响程度及差异。结果表明,家庭层面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远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考察人口总量、平均家庭规模以及家庭户变动三者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贡献差异发现,平均家庭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大于家庭户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且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相对于人口总量,以家庭户为视角来研究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中,应当更多倡导推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户模式,家庭减排对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将具有更大的潜力。     

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人口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经济过程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为了深入研究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及其经济后果,还必须对人口再生产的细胞形式——家庭进行研究。研究家庭形式更替的经济实质,揭示家庭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家庭变迁与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呈动态关系和密切的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我国的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生产功能、家庭生活方式和养老保障功能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政策的制定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审视家庭与人口生育的关系,考察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分析和确定家庭因素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与家庭发展:基于协调耦合关系的指数构建北大核心CSSCI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人口与家庭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但现有研究对人口与家庭发展的概念、测量和基本态势还缺乏统一的认识。文章基于转变理论和人口与家庭两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关系,利用CRITIC权重法计算指标权重、拟合指数,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人口与家庭发展指数并实证分析近30年来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的基本态势。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国的人口与家庭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的态势。人口系统中生育、健康、迁移、结构等各要素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人口发展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趋于下降,2000年以来略有回升。同一时期,尽管我国的家庭结构指标蕴含风险,但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降低了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这些都有助于家庭发展,家庭发展指数不断升高。人口和家庭系统的协调度和耦合度保持稳定,人口与家庭发展更多受到人口发展的影响。我国当前人口与家庭发展的短板在人口发展,需要尽力解决好生育率低、人口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人口与家庭系统耦合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将为中国实施促进家庭发展政策奠定较好的基础,有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农村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

<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社会人口的变化。而家庭人口的变化,又主要受家庭功能变化作用的影响。因此,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人口过程的社会规律,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作用。一、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所谓家庭的生产功能,是指在家庭范围内组织并创造物质财富的功能。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后,家庭在管理形式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农业生产中的一切活     

湖南省妇女婚姻、生育、家庭状况研究——曾毅“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的应用

人口调查与人口普查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一般数据,但这些数据所提供的只是某一个时点的横断的信息,人们很难从这些数据中找出各人口要素变化对家庭状态变化的影响程度,而家庭规模与结构是过去多年来各种人口、社会、经济等要素影响的综合效应。对此,曾毅教授所建立的适于中国情况的“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正可以发挥作用。家庭状态生命表的基本原理与传统的生命表类似,用于估算一批人在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预期婚姻状态、胎次状态、存活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对幼年子女或未成年子女的抚育、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年数、以及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抚养负担的年数等,如果这批人遵     

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人口老龄化现象主要通过人口转变理论解释,由于生育率下降不满足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设想,人口转变理论对人口老龄化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以后形成的"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对生育率的影响,以期解释人口转变结束后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从生育率下降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发现,在"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制度下,养子收益减少、养子成本提高、家庭养子资源比例减少,使家庭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提高养子成本、降低家庭养子资源比例,由于家庭缺乏养子激励,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老龄化。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不断强化的机制。     

全面两孩政策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文章在多方案预测21世纪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发现2016年起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从宏观上减缓老年抚养比的影响要大于减缓老年人口系数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100年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虽然会使我国在2030左右提前关闭“人口红利”的机会视窗,但它能减缓21世纪下半叶的总抚养比,从长期看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从微观上对增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更大,有利于提高“四二二”家庭结构比例,增强2040年后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高龄时的家庭养老功能,规避与生育政策有关的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和伤残给家庭养老带来的风险.     

从古典人口学模式到家庭经济学——西方“家庭人口投资”理论述评

家庭人口投资是决定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影响儿童文化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早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范畴就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注意。本世纪60年代后,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从家庭人口投资入手研究宏观人口过程的变动原因,更成为西方人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西方有关“家庭人口投资”的学说进行科学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推动我国的人口学理论研究,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调查为例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根源在于地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新经济迁移理论等认为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迁移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口流出给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人口流出的调查,分析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口流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有无外出经历、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和户籍等对人口流出有显著影响。应提高边境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边境人口流出的问题,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农户层面多子是否多福的数量经济新检验

利用2011年陕西省二市六县农户随机问卷调查数据。组成研究数据库。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利用拓展的Mincer方程和logistic模型分别探讨家庭人口特征变量对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城市化能力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人口数与农村家庭年收入负相关,家庭劳动力的边际收入递减,家庭劳动力数与家庭城市化可能性负相关．家庭人口特征对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家庭多子并不多福,但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养儿防老”的特征,值得关注。     

试论婚姻、家庭因素对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正> 婚姻、家庭是人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又是以婚姻为起点。婚姻与家庭对人口过程特别是人口再生产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与影响效果,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列出以下几个方面,(见下图):     

对三个影响人口增长因素的定量分析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微观单位,社会人口变化过程是每个家庭人口变化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家庭角度看,影响生育过程不外是三个因素,即结婚年龄、生育间隔及生育子女个数。这三个因素对人口变化过程影响是否相同,差别有多大,哪个应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很需要进行一些定量分析。 人口统计学中,某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个数,一般用总和生育率(记为β)表示。平均生育子女个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代人的替代水平。更确切些要用人口净再生产率(记为R),表示女婴与母亲两代人之间的替代水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净再生产率有着线性关系,即:     

人口变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人口与气候变化关系是一个非常缺乏研究的领域。本文总结近年有关人口变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领域的状况,讨论不同研究方法和模型的应用成果及其局限性,特别介绍了应用整合评估模型iPETS对主要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预测结果,指出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技术变动等都是人类影响气候变化的决定因素;人口变动的影响不只是人口规模的增减,人口和家庭户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变化也是应该考虑的内容;家庭户应该成为气候变化研究的人口分析单位;人口老化、城市化、家庭规模缩小等都是影响未来气候变化的重要人口因素。本研究提供了改进气候预测模型对人口变量处理方式的实例,指出了在制定减缓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中考虑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和可操作建议。     

城镇家庭年龄结构对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实证检验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有效内需成为我国现阶段重要目标,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结合机器学习方法构建LASSO分位数回归及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年龄结构对消费需求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家庭年龄结构对消费存在显著影响,伴随家庭消费层次提高,家庭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正向作用及家庭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负向作用均减弱。进一步,门限回归结果表明当家庭中少儿与老年人口同时变化,只有家庭成员中少儿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跨越门限阈值,此时家庭少儿抚养比提升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才能显现。由此,加强推进生育政策实施效果,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对释放有效内需具有重要作用。     

省际人口迁移中的老年人口

本文利用１９９５年北京市１％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在描述省际迁入或流入北京市的老年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并与北京市非迁移老年人口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从家庭户层次对有老年人迁入的家庭户的部分特征对老年人迁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人口-家庭户对环境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在人口-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多数的理论和模型对人口的理解停留在一般性和概念性的水平上.本文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时,选择适当的人口参数和合适人口分析单位非常重要.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生产和消费行为方面的差别应当考虑在内,人口分析单位的选择取决于人口中这种差别的显著程度以及所研究的环境影响的种类.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户的变化比人口个体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更加重要.当研究家庭户变化的影响时,只考虑家庭户的数量是不够的,应当加强对家庭户构成变化的影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