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关于新疆当代文学研究

我与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等学者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中有句话,“以开放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把新疆多民族作家的文学创造统摄于一部文学史的论域之内,既注意到各民族作家的文学创造所受到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复杂生活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兼及不同民族文学之间族性和风格的相互渗透,尤其是本书论及的一些‘双语作家’,这种影响和渗透,     

中国语种文学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所谓语种文学，就是使用某种语言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形态。为便于探讨，我们把用汉语和汉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称为汉语种文学，而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称为少数民族语种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了多层次性。从语种文学出发探讨各民族文学关系，有助于开拓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各民族文学关系。     

浅议中国古代文献的民族特质

在中国古代文献的哲学认知体系和文献样式的最初形态及发展演进过程中，充分体现着中华各民族历史文化特征。该文从探讨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文献入手，探讨了我国古代文献的民族特质。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论«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民族文学观

«当代彝文文学史»是目前彝族文学史中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其中民族语文学凸显民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立足民族性将外来文学精华民族化三个方面?构成了其民族文学观的主要内容,在世界文学语境下,其实质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文学民族性。     

西部开发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及研究

西部开发不仅对西部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同时也给西部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机遇。迄今所见的“中国文学史” ,实际上几乎都是内地中原汉族的文学史。真正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仅应涵盖各民族的文学 ,同时应涵盖各地域的文学。因此 ,对西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不仅对文学研究本身 ,而且对促进西部地区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文学是由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文学是不完整的。神话、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是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曹雪芹、萨都拉、李贽、文康、纳兰性德以及老舍、沈从文、萧乾、舒群、端木蕻良等不同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

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才能真正走上亲近与尊重国内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包括：完善知识结构，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点，丰富科学理念；需要从科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讲清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完成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学术理念的转化，此任务业已历史性地落在当代学人们的肩拳。     

"三大板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的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应似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三大板块”;在文学史的结构网络中文学运动形态可视为“史线”、理论形态视为“史魂”,而文学创作形态则是“史体”。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与思考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存在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不明确,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特质被遮蔽,文学史著作很容易成为一个各族文学的大拼盘,以线性历史时序来编写多民族文学史存在局限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有相应的对策:第一,划分民族文学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唯一标准;第二,应结合作家的民族身份来评价其人其作;第三,应理清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第四,可以结合地域文学发展演变、各种文学题材或体裁的发展演变等结构线索来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     

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不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儒学也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汉族地区的儒学教育不同的是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中,有所谓"蕃学"和"汉学"之分,实行蕃、汉双语文教学,重视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两种语文的学习。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不仅源远流长,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兼通双语文的人才,而且始终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概述

为了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于2007年9月20日至24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理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成就、历史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泰纳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

泰纳的文艺理论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他肇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欧洲大学中成为主流,并为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他著作中体现出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琐碎考证的过度重视,进化论中的决定论倾向,使得在他影响下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也出现一些弊端,但泰纳是复杂的,他的影响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