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室与士族的互动关系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对南朝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了士族士人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二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南朝皇族与士族在文学上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由籍贯看东魏文士的地理分布

从籍贯来看,东魏文士中山东士族是主力,其次是汉化少数民族士族,再次是关中士族、地方士族和非士族,最后是南来士族。东魏文士籍贯分布的不平衡是政治形势造成的。东魏是北魏后期文学成果的集中时期,也是对南朝宋齐文学因素的消化时期,同时也为北齐文学达到北朝文学的顶峰做好了充分准备。所以东魏是北朝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论沈约的门第观、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及其关系

研究南朝士族文学,不可不关注沈约。从史料可知,具有强烈士族门第观的沈约,在政坛和文坛上都表现出复杂性。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但是,在文坛上,沈约的文学活动及他对南朝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事实说明,他作为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坛领袖当之无愧。.     

近年来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一向备受冷落的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渐趋活跃,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关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如诗文创作、文学思想、文学集团等得到了深入系统的阐释和研究,但研究也存在着视角过于单一、观念陈旧、比较研究不足等局限。     

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     

论江总的佛教信仰及其文学表现

南朝江总被称为"一代辞宗",南朝佛学之兴盛、帝王之殷情佛法、家族之好佛思想的影响等众多因素玉成了江总的好佛倾向.在佛教思想影响下,江总佛释诗写景与佛理互相融释,显示出幽静舒缓的气韵.对江总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有助于对南朝士族既信仰佛释又重声色之矛盾行为提供研究借鉴.     

身份意识与审美建构：南朝士族乐府创作

南朝士族通过文学进行身份意识的标榜,而士族审美的建构是彰显其身份的重要途径。在乐府创作中,士族一方面掌握着郊庙歌辞的创作主导权,实现郊庙歌辞正体的书写,并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与文史等知识的增加提高郊庙乐府的文学性;另一方面在相和、杂曲歌辞的创作中通过对士族心态的书写及哲理性思考的阐发形成与庶族、皇室创作的分流;同时基于儒学文化根基及雅正的乐府观,自觉形成雅的审美追求。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鲍照描写妇女的诗及其与宫体诗的关系

我国中古时期的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经济亦较繁荣,“缀文之士,无乏于时”。刘宋时的民歌和声乐也很盛行:“家竞新哇,人尚谣俗”。但南朝许多帝王和士族官僚大地主日益沈溺声色,加上门阀等级制度森严,这不仅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到文学创作。鲍照及其优秀作品,虽“取湮当代”,其“俊逸”的艺术风格,博得后世许多作家和     

南朝帝王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南朝帝王以文坛领袖的身份 ,与新崛起的寒门文人结成一个个文学集团 ,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骈文 ,同时在文学理论领域进行了许多可贵的探索 ,推动了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 ,在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乡约、习惯法与闽南乡土社会

描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在闽南乡土社会发生的若干状况、闽南乡土社会关于乡约“合理词讼”及其适用的民间习惯法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可以看出,“闽南乡土社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闽南文化覆盖的闽、台等地的闽南语方言区之乡村社会。     

南朝咏史诗试论

本文主要对南朝咏史诗进行了较深入探讨 ,分析归纳了南朝咏史诗所呈现出来的新特征 :怀古诗的形成与成熟 ,“赋得”题咏史诗的出现与创作 ,咏史乐府创作题材的女性化与趋同化。作者认为 ,南朝咏史诗的贡献在于 :确立了咏史诗以悲为美的美学特征 ,确立了在贯穿古今时空的古迹场景的描绘中去追寻历史、古人的咏史怀古模式、否定结构 ,对诗作形式作了自觉探讨 ,为唐代咏史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南朝史官制度述论

晋代的史官制度比较严格,担任史官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撰史能力。从刘宋开始,秘书郎、著作郎等史官逐渐成为士族子弟步入仕途的台阶,这种情况在南朝极为普遍。南朝史籍中频繁出现的许多著作郎、著作佐郎,其中有相当部分其实并不修史。大著作是专掌史任的史官,具有这一名号者较少,且仅见于南朝后期。撰史学士与撰史著士,也出现于南朝后期。这些名称的含义当在强调史官必须具有一定的史学修养,能撰史著史。     

试谈裴子野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裴子野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研究。南梁时期，沈约的《宋书》，裴子野的《宋略》，以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在史学领域中并驾齐驱，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虽然《宋略》现已散佚，但叙事、史论方面，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新水平，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裴子野的著史思想引起史学界注重，对史学评断的深入，具有深远的影响。     

集众家之长，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南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要封建王朝,对促成当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南宋全史》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汇众家之长,对南宋的历史作了深入梳理和研究,对人们重新认识南宋,推动南宋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南朝四史文义-文章-文学的概念变化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对于当时文学有明显的深化反映过程。尤其在表述文学概念之时,四史所用词语存在一些显著的不同。《宋书》多以“文义”来指代文学,这是承继儒学与玄学义解方式的结果。而《南齐书》中以文章、文辞、文史等来表达史传人物的文学修养,以及梁、陈二史中广泛地以“文学”来呈示文学这一概念,体现出在南朝文学发展、兴盛的过程中,文学概念在正史当中逐步得到理清与确定,其间文学与儒学、玄学、佛学、史学之间都有非常深厚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以南蛮、氐羌族群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各民族文化融汇的时代,道教的民间性及道化四夷的宗教特质,使南方蛮族和氐羌族群不同程度受到道教影响.本文考察了道教在南蛮、氐羌族群中的传播,认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有着悠久渊源,其最初接受道教影响的时代,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陆游《南唐书》的著史理念与文学特色

《南唐书》是陆游存世的唯一一部史学著作,展现了陆游非凡的史学修养,在后世获得了很高评价。从另一角度讲,《南唐书》也属于陆游散文创作的有机组成。其文史兼得的卓越成就,无疑得益于作者身兼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南唐书》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寄寓现实关怀,其著史理念颇具“春秋笔法”。与此相应,《南唐书》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人物塑造的忠奸对立以及历史叙事的细节传神上,对此,前人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述。本文以为,从文史互通的角度探究《南唐书》所蕴含的著史理念及文学特点,所得必多。     

究际通变 匡发赋奥——评刘培先生《两宋辞赋史》

刘培先生是活跃于学界赋论方面,近期颇引瞩目的知名青年学者。《两宋辞赋史》即是刘先生沉潜宋赋研究多年的一部扛鼎之作。这部专著对于辞赋研究,特别是宋代辞赋研究是大有拓荒之功的。此外,这部专著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宏观方法论层面,融通文史哲,将宋赋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具象研究方法层面,采用究际通变,洞源索流的方法以图宋代赋坛真貌;文化史层面,发掘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学史、文化史现象。同时又兼具实证之史实与滂沛之文采,堪称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元素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人物,她利用丰富的黑人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又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多种叙事手法,体现了美国的南方元素;南方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她的南方家世、南方历史和南方文学。文章分析了莫里森的八部小说探讨了南方文学对莫里森小说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