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闲情偶寄》之戏曲文体思想及意义

李渔的《闲情偶寄》肯定戏曲文体特有的叙事性、舞台性,是戏曲编剧技巧、舞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进,也是在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的新创。他将戏曲与“史传诗文”并列,抬高它的文体地位;更从形式、创作、功用等方面说明戏曲是“绝大文章”。他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戏曲文体服务于舞台演出的目的,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又从戏曲叙事性的角度,要求“结构第一,一人一事”。李渔发展了王骥德“大头脑”、金圣叹“一人”“一事”等意见,强调戏曲创作要有吸引观众的新奇故事,能够收到深入大众、劝善戒恶的传播效果,并将“一事”引申为戏剧的核心事件及引发后续情节和戏剧冲突的重要关键,深入到了叙事和戏剧的本质。史传叙事思想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重视,也是李渔戏曲批评的理论来源。李渔称戏曲与史传“同源而异派”,客观上将戏曲纳入叙事文学的轨道。又将叙事批评的“人情”“物理”概念引申到史传及其他传统文学,肯定了戏曲这种俗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这显示出李渔以戏剧为本体、以登场为目的、以演出效果为标准的戏剧观构造下的戏曲理论超出一般文人戏曲思想和评论的特出之处。     

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心理机制及价值

《史记》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也为后人所探寻。汉武盛世的大一统,司马家族的史官传统,以及司马迁本人的才智和理想,都促成了《史记》的产生。而经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其"发愤著书"更成为后人对于其创作心理的共识。《史记》在作为实录历史的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同时也兼具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发愤著书"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理念,涉及到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艺心理学价值。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从金圣叹评《水浒》看其创作思想

金圣叹评点《水浒》提出三点创作思想 :一是劝惩观 ,二是娱乐观 ,三是发愤观。在其序与评中金圣叹着重于劝惩 ,而否定了发愤 ,而娱乐观又为其实用目的所消解。金圣叹评《水浒》表达的创作思想虽立三说 ,而并未阐明三者之关系 ,所以也就未能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体系。     

古代创作动力论的生命学阐释

创作动力论是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层面,并自成系统。古代创作动力论的真正根源, 是作家的生命需求。“发愤著书”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和“著文自娱”说是古代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动力形式。这三种动力形式都与作家生命密切相关:“发愤著书”是作家生命压抑之宣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作家生命本质之实现;“著文自娱”是作家生命节律之需要。     

明清小说理论“发愤著书”说的形成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自先秦,最初用于对诗文和史著创作动因与目的把握的批评中,明代之后引入对说创作、批评领域,经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大家阐发、丰富和发展,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     

司马迁文艺思想简论

司马迁散见于《史记》诸篇的文学主张，可说是“成一家之言”。他的“发愤著书”说，他的“溯流别”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元动力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或说＂发愤著书＂,或说＂受于父命＂,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透过外力影响和内在动机,可探究出司马迁著史的元动力。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

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一直都以善写暴力和死亡著称,他对于死亡的叙述不仅是他写作观的表现,更折射出余华对于生命的看法。而他的小说作品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典型的先锋派,后期则转向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不同不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或叙述内容的不同,更深层次的来说,这是余华创作思想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也有了明显的差异。     

论李清照李煜词风格的同异

在词史上,李清照和李煜都是婉约派词人,由于不少词的创作上有相近的心理感受,相近的抒情手法和语言特色,所以,同样令人心动。但是,又由于性别的不同,所处时代的不同,创作理论的差异,他们词的风格又同中有异。      

李煜及李清照后期词的构思方式及其创作渊源

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的感情基调极为近似,于是不少读者由此推及并认为他们的创作风格及艺术特点相一致。事实上并不尽然。李煜词少羁约,故而称得上婉约中的豪放派;李清照则是标准的婉约词人。他们的词都浅平通俗,但给读者的感染力却有通透、郁结之分。从他们后期词的构思角度进行分析,或可说明两者的差异及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     

李渔的喜剧创作及剧作喜剧性探因

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自觉地致力于喜剧创作且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 ,这种自觉的戏剧行为与他对戏剧艺术的理解、他的人生态度以及他的剧作的服务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李渔虽然身负盖世才华 ,却始终与功名无缘 ,不得不以近于帮闲的身份为达官贵人演剧佐觞 ,在悲剧的人生面前 ,他却以喜剧创作自娱娱人。他对现实不满却不能与所厌恶的社会现象一刀两断 ,因而 ,形成了思想上的深刻矛盾。这种思想矛盾导致了创作中的喜剧精神 ,从而驱使他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喜剧效果     

陶渊明《拟挽歌辞》的生死观

陶渊明的魏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拟挽歌辞》中对死亡的思考正体现了他的“委运任化”的死亡观。本文结合魏晋文人创作挽歌诗的习惯和特点,试着分析《拟挽歌辞》所反映的死亡观和陶渊明思想的结合,论述《拟挽歌辞》在写作上的特点。     

“他者”观照下的超越——郁达夫自叙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对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自叙体小说"的创作。郁达夫受到"私小说"的影响,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又使得他超越私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郁达夫与"私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阐释,为郁达夫研究提供一个向度。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真情抒发与大胆创新的完美结合--读余国松散文集《半醒人语》

余国松先生的散文集《半醒人语》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传统文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痴迷”的人生态度;对现实丑恶以嘻笑怒骂、装傻充愣的“狂态”表现其痛心疾首之情。美学风格上的“恢诡谲怪”,文体上“散文小说化”较成功的尝试,语言风格上的文白交错相糅等,是这部散文集的艺术价值所在。     

论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苦与涩

“余秋雨式散文”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回味悠长的苦涩,成为当代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 对余秋雨文学创作中的文体选择、个人生命体验与感悟、创作时对历史难题的两难选择等方面的分析,探析其散文创作中苦 与涩的形成原因,从散文创作的角度对余秋雨散文特色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贡献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但在戏剧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曹禺的悲剧观念,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深刻影响,但又有新的超越。曹禺把命运理解为"机遇"或"环境",具有浓重的唯物主义色彩。因而,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创作上,曹禺主张写"真知道"的东西。他认为情和理都是从生活中来,要真知道才能使作品做到情理交融,这是关系到作品成败的重大问题。在编剧理论上,他要求编剧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应尽量多找动作,以便增强观赏性。在演剧理论上,他特别强调演出的真实性。他还指出演员感情的表现,要注意控制,要懂节制。曹禺的这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戏剧思想,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