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日本文学

我在《郭沫若与英国文学》一文中曾经提出:郭沫若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是英国言情小说《迦茵小传》。这个说法需要稍微更正一下。实际上,《迦茵小传》是郭沫若最先看到的欧洲小说。日本文学,才是郭沫若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 早在1903年,郭沫若就读到了日本翻译小说《经国美谈》。那时郭沫若才12岁,正在家乡接受家塾教育。由于他的大哥橙坞考进了省城的东文学堂,“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象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     

郭沫若与冈山——《郭沫若与日本》之一

<正> “久别重游似故乡,操山云树郁苍苍。 卅年往事浑如昨,得见火中出凤凰。” 1955年12月14日,在阔别冈山市整整37年之后,郭沫若重新踏上了这块土地。岁月沧桑、物是人非,但近40年前的青春、爱恋,浪漫热烈的历史,仍以巨大的力量搅扰着诗人的心绪,在他眼中,冈山的一切更珍贵,更富有诗意,更一往情深。     

论郭沫若戏剧的抒情性及其启示

欣赏郭沫若的剧作,我们常常会沉浸在文彩风流的诗意之中,会被剧情所挟裹的情感风暴、被主人公惊天地泣鬼神的歌哭深深感染。这,就是郭沫若戏剧的特征──热烈的抒情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郭沫若始终是一个重主观的诗人。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不断变化思想风格,但《女神》时期的“主情主义”,作为他艺术灵腑中的一道脉息,总贯注于创作的始终。诗歌创作如此,戏剧创作也是如此。郭沫若是写作历史剧的。他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①对此,陈瘦竹解释说：“历史精神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历史精神,…     

艺术手法与戏剧技巧——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札记

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戏剧文学是戏剧演出的基础。比起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来,戏剧文学是一种最讲究集中、最讲究效果而且最富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形式。因此,从事戏剧创作的人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戏剧技巧,不能不格外注意并照顾到它的独特的个性。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着重就郭沫若历史剧中几种常用的艺术手法及其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日本改编后由“前进座”剧团数次公演，并在中日之间展开交流、讨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在战后日本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学界好评。     

于立群与郭沫若

于立群是广西贺县人。贺县姓于的有几千人,都集中在桂岭公社,而和于立群相识的只有我一个。于立群去世后,有不少来访者向我了解她的家庭出身、学历,她和郭沫若是怎样相识相婚的。现将我知道的情况向大家介绍。     

郭沫若与经济学

郭沫若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杰出的作家、诗人、历代学家、戏剧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他不仅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书法等领域有着卓越的建树,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中国古史经济史的研究和中国货币史的研究等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准备就郭沫若对经济学的贡献作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研究郭沫若的专家和广大读者。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郭沫若与上海文艺出版社

郭沫若同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包括新文艺出版社)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密切关系.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多年来一直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支持.他的许多著作交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甚至连"新文艺出版社"的牌子也由郭老亲笔题写的.党的十一届三     

郭沫若与尼采

<正> 二十世纪初叶,在涌入中国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中,尼采思想对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大批激进青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证明,一种外来思潮发生影响决非偶然、盲目,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同时还要受到传播者自身的世界观、政治倾向和兴趣爱好的限制。尼采思想之对于郭沫若就是如此。郭沫若笔下的尼采,已经不是原来面目的尼采,而是加进了某些新的内容和色彩的新的尼采了。     

郭沫若与楚文化

本文揭示了楚文化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从文化原型与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成与流布追溯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泛神论倾向,探讨了历史剧的“失事求似”原则与楚辞乃至楚文化的精神关联,寻绎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背景下郭沫若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从学术史角度论证了郭沫若对屈原否定论的批判以及半个多世纪的楚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     

郭沫若与治学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泰斗之一。他在自然科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因明学等众多学科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内容宏富、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而且他的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细致入微的治学方法,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 他曾经在一篇未收入《沫若文集》的佚文中,向当年香港知识界介绍过自已早年的治学经验和方法: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约束;2.搜罗一切资料,尽可能使无遗憾;3.对于资料毫不     

戏剧冲突的民族化——论郭沫若历史悲剧的冲突

<正> 约翰·霍华德·劳逊认为:"戏剧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冲突——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或集体与社会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这种社会性冲突在悲剧作品中则集中表现为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同社会必然性的冲突.郭沫若的历史悲剧,不仅具有这一基本特征,而且在表现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同社会必然性的冲突的形式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传统特点.这特点,用作者的话来概括,便是:"除……心理描写的深化之外,'情节曲折'而近情近理,'刺激猛烈'而有根有源."换句话说,郭沫若历史悲剧的戏剧冲突是通过人物心理描写的深化、曲折的情节和强烈的刺激来表现的,即通过心理描写的深化,表现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及其形成的基础;以情节的曲折,显示冲突的酝酿发展;用刺激的强烈,达到戏剧的效果.     

郭沫若与易文化

近年来的郭沫若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实绩:一是对郭沫若的文学、历史、思想的综合、整体研究;二是对郭沫若与中西文化关系的承传、融纳研究。前者主要从具体现象转向总体把握和规律探求,而后者却亟待更进一步具体、深入、获取可证性说明。我们从易文化角度研究郭沫若也就是使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和内涵的具体化过程。     

郭沫若与侠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侠”生长于春秋战国之际,途经秦时明月汉时风,蔚为壮观地形成、积淀为民族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态。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尚力崇勇等侠性精神铸就了多少英雄人格。文人墨客的抒怀写景也呈现出对豪侠勇性的真切而炽烈的倾慕,郭沫若亦是如此。他赞颂历史上的侠性英雄,如荆轲、高渐离、夏完淳、秋瑾等,自觉地与英雄们发生精神联系从而形成自己复杂而鲜明的侠文化观,并以审美形式塑造、建构起他丰富复杂的精神人格和情感世界。     

郭沫若与道家文化

郭沫若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确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孔子儒家之外,对郭沫若影响最大的就要数庄子道家了。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但在塑造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郭沫若文学创作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一生文学创作上的优长与不足,都与儒家文化、儒家美学密切相关。儒学的中心命题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而不仁如礼何,     

郭沫若与精神分析学说

郭沫若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交相辉映的两面大旗，然而，他们在思想特点与创作个性等方面却有显著的区别。即以对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例，我们就可发现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异。从某种角度来看，鲁迅对弗氏学说来取的是“冷处理”，在沉思和批判中显露出深沉的理性：先是指谬，再是辨误，然后认同，达到了批判与扬弃相统一的境界。①比较起来，郭沫若对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可说是进行了“热加工”，在热情地拥抱和兴奋地发挥中展示了自己的激情。由此我们看到，郭沫若就是郭沫若。对待同一种学说、同一个客观对象，郭沫若有郭沫若的理解…     

郭沫若与德国文学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翻译家。他在“五四”前就迷恋上了外国文学并进行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实践。“五四”以后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又以翻译德国文学为重点 ,且特别钟情于歌德 ,有着明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