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以严氏《政治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严复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其所著《政治讲义》系统地表达了严氏对于政治学的意见。该著承继西方政治学国家研究的学术传统,主张政治学着力于“国家权力”的研究,不仅就政治学本土化提出了学术分类、范畴研究、发明新知等具体要求,而且还阐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建设性意见,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政治学文本之一。严氏研治政治学,体现了经世致用、以西学为根基、历史政治学等特点,为推进西方政治学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对“和谐”理想的不倦追求——《和为贵——赵宝煦学术文集》英文版读后

老一辈政治学家赵宝煦先生的英文文集<和为贵--赵宝煦学术文集>的出版是中国政治学界的重要学术事件;文集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学理论相结合,对与中国相关的政治学理论、重大政治问题与国际问题向国际社会进行了独立解读.本文通过对赵宝煦先生为人为学的分析提出可资后辈政治学者借鉴的几点感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青年政治问题的学理性阐释——评《青年政治学：理论与实践》

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两岸关系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海泽龙撰写的《青年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于2021年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凸显了青年政治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与“中国立场”,积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青年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该书夯实了青年政治学的理论之基，开拓了青年政治学的实践之维，构建了青年政治学的系统逻辑体系，是关于“青年政治学”的原创性理论研究的尝试。该书的出版是青年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中的彰显与遮蔽——对高建平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学术批评

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但这不仅仅是“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总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在“行不言之教”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为开创政治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中国政治学会召开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是我国政治学界的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次会议将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议题,组织专题讨论,进行学术交流。开好这次学术讨论会将对我国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并以此为良好的开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使政治科学能够为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一点个人的想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发展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的认知和应用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40年来,中国学者在政治学研究中始终关注方法论层面研究的进展,历史唯物主义、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政治文化分析等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也表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向。但是,研究方法与应用实践之间尚有一定张力,关于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的争论一直存在,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认知与使用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学术群体的方法论意识仍需加强。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理解制度：对政治学中制度研究范式的再思考——兼论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差异

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制度研究范式在政治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注重对宏观静态制度的研究,坚持“制度决定论”;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却抛弃了制度,把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作为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对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合理扬弃之后形成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又将制度研究重新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了制度研究的新范式。     

21世纪中国政治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２１世纪在人们热切的企盼中已经到来。作为政治学研究者,自然要思考：进入新世纪,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将会如何？我认为,这将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政治学的需要程度;二是人们对于政治学学科价值的理解与重视程度;三是政治学本身以其研究成果对于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三者缺一不可。在这方面,已经过去的５０年是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的。 新中国建立后,崭新的政治发展正需要政治学作出相应的贡献。然而,由于对政治学理解的偏误等原因,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在中国被忽视、被取消了很长一个时期。这就无从…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前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迎来繁荣发展新契机。中国特色政治学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总纲,大力推进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各方面发展取得显著进展,为回应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突出本土特色;为体现中国政治文明贡献,恢弘中国意蕴;为努力匹配中国大国地位,传播中国声音,进入了“自立、自主、自为、自强”的全新阶段。回顾总结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取得的成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环境政治学：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西方环境问题的凸显和中国环境政治学学术话语的积极构建,大大促进了环境与政治的“镶嵌与耦合”,激活了环境政治学研究。然而,西方既有解释机制的“失范”,迫切需要超越西方环境民主主义范式以及生态帝国主义范式,拓展中国环境政治学的“本土性”理论生长空间。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国政治学聚焦并着力于环境政治领域,既是历史与时代之必然要求,也是一种理论自觉。根基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总体目标,未来中国环境政治学的知识增长有必要从环境公民权、环境治理现代化和环境政治话语变迁中汲取。然而,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操作层面而言,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从“政治发展”到“民主化”——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区域研究

“民主发展”是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分界点,可将研究历程分为“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两个阶段。在“政治发展”理论范式下,研究问题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研究者将政治行为体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得到一般性的研究命题,并未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差异,但是民主化的区域性研究思路已经初步显现。在“民主化”理论范式下,研究问题为非民主政体国家如何进行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近年来,研究者们则在后发国家转型前政体的区域性差异,以及民主化的区域特征和地区性限制方面投入了更多关注。虽然两大理论范式都使用区域性研究方法,但是研究目标和侧重点方面的差异却导致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分割状态。为了确保学术发展的延续性,应考虑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应进一步注意的方向。     

毕力起广厦——宁骚教授的学术人生

本文主要讲述了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宁骚的学术与人生历程.详细介绍了宁骚教授在非洲研究、民族政治学、公共政策学与比较政治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与贡献.同时还介绍了他作为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作为学术带头人对学科建设的关怀.     

“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对源自西方的“性别”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一次严肃的追问和质诘,董丽敏专著《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开始就针对当前中国文化政治的困局展开：当“性别”被我们应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乃至学科建设时,其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究竟如何？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当代史研究

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史学研究论域，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跨学科启示。本体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揭示了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在当代史研究议程中的重要性。认识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提醒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史，更要在国家史中做研究，增强对历史过程中的“国家”及相关概念、机制、解释等的检视。方法层面，历史政治学中一些非属传统史学的新型分析工具会丰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升其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概括能力。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中国政治学二十年(1978—1998)──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中国政治学自1978年恢复以来,经过初步建设、参与改革、总结反思和积极进取几个发展阶段,呈现出初步的学术繁荣景象。2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政治学研究也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政治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继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对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研究,加强对市场经济中的政治问题的研究,深入进行关于权力结构和权力制约机制问题、关于健全民主制度问题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问题的研究。     

文学政治学的学科命名与形态——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四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关,文艺学研究一般的“文学”现象,文学政治学研究独特的“文学政治”现象.文学政治学包括三种理论形态:将文学活动作为一般政治现象来研究、将政治活动当作审美现象来研究、将文学政治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学/政治现象来研究,最后一种理论形态是文学政治学的核心形态.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分析——基于“反思”的视角

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既是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也是理论自我完善的冲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新要求。话语体系建构应依循学科成长、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基于客观实践的自主性理论创造,是话语体系成长的基本路径。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讨论分析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成绩、经验及不足,避免功利偏狭的心态;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以谦逊的姿态对待已有成果,在增强学术自主性的同时,继续借鉴古今中外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而不是故步自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交流,缓解学术与政治、学人与学人、学术与学术之间的张力,形成正向的沟通机制。通过〖BF〗“反思”“固基”“对话”〖BFQ〗的途径,使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取得扎实的成绩。     

试论政治的涵义和政治学研究的对象

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第167页)要重视政治学的研究,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为指导,弄清楚政治的涵义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清除精神污染,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