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异旨

司马迁撰《史记》作经济史著《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其中寓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亦作经济史著三篇,名为《货殖传》、《食贷志》、《沟洫志》,其中亦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班固本之其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并认为是“其所蔽也”。那么,班固的批评当否?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有何异同?本文拟对其互异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考察。     

谈司马迁的思想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的《史记》作者司马迁,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民所称颂,这是理所当然的。远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出现了这样一位开创了为历代史学家所宗的历史纪传体的先河、塑造了诸多为人颂扬不已的人物形象的文史大家,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是,两千多年来,对这位伟大文学家、史学家的思想,却一直是众说纷纭的。班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论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敝也。”有人说他“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有人说他“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的思想界限。”有人说他“主要接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同时也接受其他各家的一些影响”,他“超过同辈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还有的说他“接受了儒家思想,接受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从以上众多的看法中,可以看出分歧还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司马迁基本上是儒家思想,批判地吸收各家,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影响。这些,本文暂不论述。我们想谈的是司马迁还有儒家和道家所包含不了的更为突出、更为光采夺目的思想——民主性的要求、丰富的人民性、以及对利的看法。     

司马迁的儒道思想辨析

自从东汉班彪提出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其子班固稍加修正,改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以后,关于司马迁的思想究竟是以儒学为主,还是以黄老之学为主的问题,引起了后世长期的讨论,至今尚无定论。明焦竑说: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而且与申、韩相埒,亦曷尝先黄老而后六经哉！”清王鸣盛说:《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而迁意则遵儒。父子异尚……观其下文称引董仲舒之     

司马迁论《易》

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阴阳五行比附儒学,成为神学正统,以充封建专制的御用工具。在此唯心思想盛行之时,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宇宙观却与其相反,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断地与怪诞的唯心思想作一定程度的斗争。司马迁的宇宙观及其对易学的见解,在其所著《史记》的片言只字中,能窥见其大概。 他首先认为: “易以道化”。(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易》是先秦研究宇宙的载籍,司马迁用《易》说明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他在《自序》中进一步说:“易著,     

汉武帝暴而不亡论

秦皇汉武并称于史。《资治通鉴·汉纪》说,在“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白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方面,秦始皇与汉武帝可谓相“差无几矣”。但秦二世而亡,汉却延续数世,对此,宋代司马光认为,“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所谓汉武帝“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跟汉武帝一生着力于“更变     

《离骚》篇义辨

《离骚》篇名题意,历来众说不一。其不同的解说,无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曾归纳过的几种,至今尚无确解。最早的当系司马迁的“离忧”说。其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又云:“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这实乃对司马迁“离忧”说的进一步解释。《史记·屈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是怎么作出此解的呢?细考《史记》原文,不难发见“离骚者,犹离忧也”的上文,有“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等数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可见,司马迁“离忧”说的“忧”,不仅有“忧愁幽思”之义,而且这种“忧愁幽思”是在屈原不被楚王所容而被疏离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离忧”不正是“别愁”(即“离别之愁思”)之意吗?     

《老子》“为而不争”官德论——以司马迁的“循吏”为例

《老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把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道"的"自然"、"柔弱"、"无为"的本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化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为而不争"的为官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则可以说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道"是万物生发之本,而"为而不争"的道德则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内在根据。离开了"道"万物会失去生发之活力,而离开了"为而不争"的官德,官员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上邪路,社会则陷于不治。《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论与司马迁的"循吏"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     

试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是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了经济问题的人,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史记》是富有开创性的。钱钟书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     

张子正蒙注船山遗书之一

第一篇太和篇原注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圣之功下学之事必达於此而后不为异端所惑盖即太极图说之旨而发其所函之蕴也广权按横渠之学本於中庸极於周易又旁通乎释老诸书而祛其蔽故船山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史记》“曲笔”刍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的伟大成就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早为学界所公认,无须赘述。其中,它最为学者称道的,是它忠实于史实的“实录”精神。稍后于司马迁的汉代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一部史书,能做到“文直”、     

如何評价司馬迁的道德观

在《史记》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司马迁的道德观是进步的,他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揭露与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虛伪性。如有人说:“司马迁指出当时有两种道德,一种是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一种是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又说:司马迁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律,居然敢于给道德范畴打上阶级对抗的烙印,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有人则说:司马迁“不仅区別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而且是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猛烈的攻击压迫阶级道德,这是他的道德观点的非常进步的一点。”有人更说:司马迁“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所谓仁义道德。而从实际出发,‘已饗其利者为有德’,肯定了另一类人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论司马迁与儒、道、法之关系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赶上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余波,对他的影响很大。因此,要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必须首先研究先秦诸子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诸子的认识。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生活美的审视和构建─—论李渔《闲情偶寄》中的审美理论

《闲情偶寄》是李渔非常重要的著作。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他说自己：“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贺志以没，件造化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倩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来看．《闲情偶寄》几乎是《史记》和《聊斋志异》一类百。但事实上，这部书和后两种书是完全不同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既是秉承父业，也是在实现他自己的个人价值。儒家的“三不朽”之说决定了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不可能不把“立言”看作是“经国之…     

應該全面正確地評价司馬遷的思想

在司马迁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肯定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社会历史观是进步的,政治主张也是进步的,反映了全民的意愿,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立于对立的地位”。如有人说:“司马迁反对天命可以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神秘思想”。有人则说:“《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跟当时以阴阳五     

论孝与礼义廉耻

孝与礼义廉耻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因为尽孝所表现出的对长辈尊敬的态度或言行即为礼,故而孝为礼之始,敬孝合"礼";孝而不愚孝,故孝与义相连,诤孝为"义";只有尽孝不让父母担忧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为官清廉,故而孝为廉之基,孝可促"廉";常怀孝德便有知耻之心,故而孝为德之本,孝则知"耻"。孝与礼义廉耻的内在统一性表明:尽孝合礼不逾节,则亲者安;守孝含义不自进,则上无过;以孝助廉不蔽恶,则行自正;孝则知耻不从枉,则祸不生。由此可知,孝文化蕴含礼之敬,包含义之诤,促进廉之行,抑止祸之生,这对现代社会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