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明人重鹅食俗小考

《金瓶梅》对明代社会生活有着大量真实的描述,其中饮食习俗中流行重鹅的做法,且为当时遍及全国的一种时尚。这在当时文人的历史著作、笔记中都有记载。这种习俗在明末逐渐消失,只是部分残留在某些地方的祭祀活动中。     

评《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

《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魏子云著,台湾时报公司1981年初版)是同一作者《金瓶梅探原》(1979)的改写,问世以来在海外汉学界有一定影响。由于人为的阻隔,我在今年秋应邀访问普林斯敦才有机会拜读。现在略作评论,兼以求教。     

评《<金瓶梅>三女性透视》

近十余年来,《金瓶梅》研究渐成显学,出现了一批可喜成果,罗君德荣的《〈金瓶梅〉三女性透视》(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以下简称《透视》)即为其中颇有新意的一种。《金瓶梅》为我国小说史上划时代之作,它的一个突出特色是浓墨重彩刻划出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女性形象。把妇女作为作品主人公来正面描写,这在我国长篇小说中是第一部。研究《金瓶梅》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在先贤及时贤的“金学”论著中,涉及此点者多矣,而探颐索幽,论之以专书者,尚不多见。《透视》选择这一角度解读《金瓶梅》便抓住了作品特点,便于深入开掘,避免浮泛之论。     

对《金瓶梅》研究的新贡献——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本

由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等三同志校点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1987年1月,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这是对《金瓶梅》研究的新贡献。 《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是明万历年间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简称万历本或词话     

清人评傅山书法剖析

艺术与政治不能完全等同,一个艺术家在现实政治上纵然犯了错误,艺术技巧上不一定跟着拙劣,反之,政治上正确了,艺术上也不一定高明。历史上有关艺术风格、技巧的争论,也不必都一定有政治因素在左右。但是各种艺术总归要在反映某种形象和情趣中,曲折地透露出作者和欣赏者的思想境界和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崇高的思想与感情,是引起人们美感的内容与根据。古罗马普罗提诺     

满文《金瓶梅》

《金瓶梅》满文译本,四十卷一百回,卷首译序署:康熙四十七年五月榖旦序,未暑序者姓名。满文本无插图,序与正文每页均为九行,竖刻。满文本甚罕见。已知国内现存完整的四十卷本两部,残本三部。精抄     

《金瓶梅》删节本

《金瓶梅词话》,明指宋代实写明事,暴露了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它成功的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等典型形象,反映了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因此它的主导倾向是现实主义的。 但是,这部作品又有浓重的自然主义成分,表现在:1.对令人作呕的两性动作作了过分夸大、仔细的描写。这种描写竟达几十处之多,而且千篇一律,赤裸裸地表现动物性本能。这种描写,虽因明代“风气既变,并及文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社会颓风     

《金瓶梅》平议

<正> 长期以来,《金瓶梅》的名声确实不大好,不仅罕有人印刷出版,就连公开阅读它也是不大敢,至少是不大好意思,怕受到不誉之毁。这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它里面有许多秽亵的描写,被人视为“诲淫”之书。所以,清初人张竹坡刊行这部小说时,硬是在卷首冠以所谓“苦孝说”,说这部书是一个孝子有所为而作的,要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体会到那个孝子的“苦心”。实际上,哪个读者也不会从中真正领会到那个虚构的孝子的苦心,哪个读者也不会相信张竹坡杜撰的所谓“苦孝说”,自然也无助于改变这部小说的名声。然而,仅仅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淫书,并不正确,至少失于简单粗暴。事实上,     

《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评李时人《<金瓶梅>新论》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小的“《金瓶梅》热”,随之而来的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金瓶梅》研究的论文与论著,可谓成绩斐然。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的新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是其近年来《金瓶梅》研究的结晶,也代表了目前《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尤令人瞩目。《〈金瓶梅〉新论》突出的特点是“新”,这“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观念与方法的更新。《金瓶梅》是一部伟大而又复杂的小说,单纯用文学批评的标尺去衡量就难以把握其真正的价值,正如李时人同志在书中所说,“那种对《金瓶梅》采     

从文化视野认识《金瓶梅》——再评《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陈东有先生20多年前以新颖的研究角度和多元的研究方法,揭示了《金瓶梅》产生的文化大背景:运河经济文化和商业小社会,极端化的王权专制和腐败的官僚政治,儒道佛三教合一与异端邪说的兴起。在这个文化大背景下剖析作品,重新认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别开生面,既含文学研究价值,也有历史认知价值,对历来被诟病的性行为描写也有了新的评价,丰富了《金瓶梅》研究的成果。今天重读再评,其学术价值依然不减,而且启发意义更大。     

今人耳目一新的《思维发生学》

今人耳目一新的《思维发生学》王步贵承蒙厚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张浩同志，将其新著《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一出版就寄赠给我，由于题目的新颖，便使我爱不释手，“昼夜兼程”，读完了全书，深感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学术专著。本书依据古人类...     

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及作者

版本问题,无疑是批评研究一部作品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谈到《金瓶梅》的版本,不少研究者总以为它比《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要简单得多。这种判断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关于《金瓶梅》版本的许多问题,诸如见于记载的当时流行于刊本之前的各种抄本间的关系问题,初刊本与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初刊本与《新刻金瓶梅词话》(所谓现存万历     

《金瓶梅词典》序言

《金瓶梅》者,有明之大百科全书也。惟时,花花世界,芸芸众生,无钜无细,莫不形诸笔端。故若缁流禅悦,知众科仪,魑魅魍魉,市语声嗽,言出乎口,惟妙惟肖,如铸鼎象物,物无遁情,洋洋乎大观也。     

《金瓶梅》作者诸说

众所周知,《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不朽杰作。它上承《水浒传》的传统,下开《红楼梦》的先声,在中国小说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但关于其著作权问题,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1986年,周钧韬发表了《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说》一文(载《江汉论坛》1986年第12期),共计得《金瓶梅》作者23说。笔者在近年来研读《金瓶梅》的过程中,翻阅了多种资料,至今搜检出《金瓶梅》作者共36说。除了周文提及的23说     

《金瓶梅》在日本

[一] 《金瓶梅》一书传到日本,最早是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中期,即元禄、宝永(1688～1704)年间(相当于康熙二十七年至四十三年)。据考证,在日本发现的所谓原本,其实并不是原本,也不是原本的手抄本或刻印本,只不过是接近《金瓶梅词话》的版本。而《词话》是按原本《金瓶梅》改写的,即是在我国各地扩散的印本,因为真本早已失传。一、1941年在日本日光轮王寺的慈眼堂发现了一部《金瓶梅词话》,它和1932年在我国山西省发现的《金瓶梅词话》是相同的版本。     

《金瓶梅》泛解

<正> 《金瓶梅》在明末已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之中,它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清初人又把《金瓶梅》标举为“第一奇书”,这就不管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是和书中放肆的性描写有很大关系了。性问题不仅是研究《金瓶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拦在你面前必须先将它制服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过不去。指斥《金瓶梅》是“淫书”,应该说是师出有名的,虽然这个评价未免太皮相了一     

《金瓶梅》是非之我见

《金瓶梅》究竟是一部暴露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描写性生活的黄色淫秽小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 《金瓶梅》写作于我国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1568—1602)。小说的书名。据推理,是以作品中潘金莲的金字,李瓶儿的瓶字,春梅的梅字合起来拼成《金瓶梅》的。小说的作者,署名笑笑生。后人推断,这是作者的化名或者笔名。在当时封建道德和正统观念的精神桎梏下,作者不愿意也不敢于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写作这种暴露性小说。曾有人推测很可能是那个时代颇有影响的文人李开先(1501—1568),也有人推测是王世贞(1526—1590),或赵星南(1550—1627)或薜应旂(1501—1568)。但这些推测,少有充分的史料依据。     

清人王源《左传评》重“奇”之义蕴抉微

"奇"是清代实学代表人物王源评点《左传》的关键词,在内容、形式评点中皆有体现。借助《左传》具体文本的评点,通过同类相联、正反对举的反复申述,王源将"奇"之内涵赋予"变""活""正"等多重意义,将传统的奇文观念"美文化",以奇诡、辞达、自然为奇文,使"奇"具备了多重文学批评的功能。身处易代,酷爱兵法,好奇人奇事奇文,一生坎壈,皆为王源尚奇批评生成之根源。对明清八股时文取士的不屑,对清初文坛亦步亦趋效法唐宋八大家的不满,使其《左传》奇文评点具备了不同时俗的意义,浸润了明确的针砭时弊与经世致用的色彩。王源《左传》评点之重"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型性特征。对此进行考察,可望为揭橥评点的阐释范式、话语体系等提供可行性研究理路。     

读王英志《明人绝句三十家赏评》并由此想到一些问题

人们常用“铁网珊瑚”形容搜集辑录久被沉埋的文学艺术珍品,读罢王英志先生所著的《明人绝句三十家赏评》(黄山书社1991年4月出版),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个词。 绝句在中国古代诸种诗歌体裁中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它要求诗人将丰富的思想感情高度浓缩凝聚在非常有限的形式内,而且还必须做得非常自然,不能有     

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清人笔记随录》代序

笔记的原始,前人因其为小道,论者盖少.清代学者渐多注意,而说者不一,主要有二说:一是将笔记与小说混论,如乾嘉学者赵怀玉在为杨敬之所撰《巽绎编》作序,似以笔记与小说为一类,而谓笔记之源同于小说.稍晚的李光廷为方浚师《蕉轩随录》写序时,合考订与小说为笔记,然究其所谓小说家之《国史补》等,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