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民与臣民——试评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民”的概念

主权在民思想是卢梭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对民这一概念作出了若干层次的解释。主权在民是指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主权者,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是民的最高与最广泛的层次;从分享主权者权威角度来看,公民就是共同体中的单个人格,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共同体,享有公共的自由与平等;从对法律的服从角度来看,契约的订立者又是臣民,是法律的遵循者和被统治者。因此,人民处于和国家的双重关系之中,既是立法者,又是守法者——法律的臣民;既是主权者,又是被统治者。对民的不同层次的解释体现出其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对当代公民政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     

结社组织的角色与功能:公民与国家的中介

在国家本位的观点下,国家对于个别公民或团体的特殊需要反应迟钝或力不从心会造就公民的消极与被动;这拉开了政治权力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缺少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的同时,也会造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疏远。作为一个中介性的机制,结社组织提供了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国家决策的渠道。人们既可以在结社团体中找到情感上的认同,也通过这些团体传达、争取其个人的权益;而且个人在结社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和学习,能够培养其作为公民的公共精神。通过结社组织,个人发挥了他的自主性,学习到民主生活的基本品德,而社会则同时获得了内在的凝聚力,不至于因为私人利益的竞争而分裂。     

论公民身份的分歧与整合

公民身份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派传统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凸显出了不同的公民观,贡斯当与伯林分别对此进行了"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这样公民身份问题也就在这种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展开。社群主义的崛起虽然实现了政治哲学中心向共同体和成员资格的转变,但同时也强化了公民身份的二元对峙。而晚近以来的"公民资格"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对立的一种超越,它把自由主义对正义的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到一起,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与法治秩序之构建

葛兰西创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社会秩序失范的重要症结就在于公民意识未能有效确立,导致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未能在社会成员中形成有效的内化。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信仰危机”现象,就必须充分发挥公民意识的“文化领导权”作用,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普遍有效确立。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现代公民意识与和谐社会建设

公民意识作为现代民主法治中的民众意识,是对传统的臣民意识的超越。它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但沉重的传统承袭时时都在试图摧毁人们心中的公民意识的萌芽。因此,培育良好的现代公民意识,无疑会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

公民身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两种解释范武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两种范武的内在紧张,根源于公民与国家的不同价值趋向.我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公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宣扬人格独立、崇尚宽容精神和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的资源,因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公民教育,在新时期必须探寻公民教育新的有效途径.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法体系初探

宪法不是公法,而是高于私法也高于公法的根本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产生了公私法的划分,也就是市民法和公民法.现代社会,公私法的融合造成全新的社会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把社会法视为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的一条通途.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嬗变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广州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了很大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广州市的民主政治建设。当然,今后广州市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仍需要解决物质基础、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等问题。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公民教育: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

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公民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它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土壤和根基,也是公民社会建构的必要条件,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大国崛起、人的现代化发展以及法治中国的建设,构成开展公民教育的现实境遇,此时加强和改进公民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探索公民教育在中国实践的现实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活动开启——青岛“公民时代”

"三民"活动,应时代而生 近年来,从中央到省委、省政府不断强调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自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青岛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近几年,先后通过推行政府信息公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整合市长公开电话、启动公共资源交易大厅等一系列举措,全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但同时,个别部门工作人员公仆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不作为、不尽责的问题依然存在,有的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格格不入,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强化公民意识: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

公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政治文明的要求,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强大动力;公民的义务意识是提高有序政治参与质量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王安忆小说的“地母精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

“地母精神”最早由张爱玲提出.所谓“地母精神”,即肯定女性生存繁衍价值、对凡俗人生的投入与物质理性.王安忆不但在散文中明确表达她对地母精神的认同,而且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母精神”.这种“重女抑男”的地母精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中以人为本、生本位、物质理性的价值取向紧密相连,是现代都市发展的产物.“地母精神”是对传统家国叙事的反拨,体现了日常现代性的追求,但其并不能并入任何女性主义的流派,而是超越了性别对立的一种女性观、民间观和创作观.     

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

本文不拘泥于传统学说 ,另辟蹊径 ,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对该问题提出新的思路 ,文章试图从该理论的起源、发展和马克思对该问题的经典论述中得到启示 ,重构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寻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公民政治:宪政的主要实践形式

宪政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民政治。迄今人类社会经历并继续存在三种主要的政治形态:臣民政治、人民政治和公民(市民)政治,但发展趋势是公民政治。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率先实现了向公民政治的转变,它就可能率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价值。作为以人为本的公民政治,它所蕴涵的民主和法治精神既需要宪政作保障,也是宪政生成、发展和成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古今公民政治的文明成果,逐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