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及其社会条件

<正> (一) 竖看历史,“人治”和“法治”作为有关治理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方法、理论或思想主张,不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而非今人所始创的治国思想。古代,在西方便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对立,在中国也有过体现这种思想对立的“儒法之争”。后来,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把人     

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

严复受西方自由观的影响,力倡以法律保障自由,促进民智、民德、民力,实现国家富强;受西方法治观的影响,反对极权专制,主张民权与君权分立、司法与行政分立.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对树立自由观念、建设法治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试论我国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封建专制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所采取的国家组织形式和统治方法,主要指: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洽;没有民主制度,不仅不让被统治阶级享受民主,连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之可言;实行威吓主义,用残暴野蛮的方法进行恐怖统治,没有人身权利保障。专制主义浸渗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鲜明地反映在封建法制之中。     

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军机处与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它集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之大成,专制制度达到了高峰,雍正中期设置的军机处便是重要的标志。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军机处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经办重大军政事务的最高中枢机构。本文试图分析军机处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关系,从而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作些初步探讨。     

先秦的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

本文认为 ,先秦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的思想差别在于 :(1)国家本位和君权本位 ,(2)组织控制和个别控制 ,(3)已定公正和或然公正 ,(4)法规至上和权术至要 ,(5)集权要求和专制目的 ,(6)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者的思维要求也各有侧重 :(1)绝对性和相对性 ,(2)结构性和单个性 ,(3)系统性和辩证性 ,(4)监察性和预察性。从思想源流讲 ,法治主义是从儒家礼治路线发展过来的 ,而术治主义承自于兵家、老子。术治主义在发展了政治理性的同时背弃了政治价值     

论“五四”前夜伟大的反封建思想革命

“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性和深刻性,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封建重压下的一次新觉醒,对于后来可能彻底铲除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封建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一) “五四”前夜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同当时的实践政治紧密相关的。尽管《新青年》周围那群先进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他们的批判锋芒,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指向中国固有的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并没有破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软弱的资产阶级,不仅无力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上的反扑,也无力防止其政治上的复辟。所以,尽管     

封建专制主义与小农经济

中国从秦统一了全国之后,就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后一直到封建社会的结束,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历二千多年,而且还越来越发展的精致和完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为什么能延续这么长的时间,其经济基础是什么?历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倾向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它的经济基础的意见。     

君权与法权的统一 权治与言治的结合——论中国封建法制的本质特征

中国封建法制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号称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它是中国封建专制的主要工具,从理论到实践,都以先秦法家肇其端。汉以后,儒法合流,礼法并用,形成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基本格局。外儒内法(仁义、德治其表,刑罚、法治其里),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法家的法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其最高代表国君的意志和要求。所谓“以法治国”,实质是以法治民,对广大人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观简析

中国历来关于法治的讨论,其概念涵指大概有三层：专制式法治、民主式法治和集权式法治。中国近代的学者多是在对专制式法治和民主式法治加以调和的基础上,结合主导的社会和政治语境的要求,持一种集权式法治的思路。这种集权式法治的思路,恰与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关于法治的见解,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在当今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又要倡导法治的现实语境下,这种集权式法治的思路可以提供温故知新的借鉴和启发。     

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的法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而 ,由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式的社会结构及专制集权的政治构架 ,导致了其特有的法律文化现象 ,即法律的工具主义化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法律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必然导致人治。这种文化观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要解决这一冲突 ,建立现代法治 ,法律至上的理念的建立尤为重要。     

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剖析

我国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在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上屡有斗争,但一直是集权的思想占上风,封建集权的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体的政治制度。如何评价这种历二千多年而一直奉行不衰的集权制度,在历史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止的问题。而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给其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寻找历史依据,更将秦汉时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无限地加以美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为借口,为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辩护。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很有必要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思想,进行一些必要的研究和剖析。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论沈家本涵化西方法文化修律的开拓与局限

文章探讨了沈家本清末修律的爱国主义理想目标和求实精神,涵化西方法文化的价值选择;论证了沈家本以情理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治主义为涵化西方法文化的联结点,熔铸人类法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精神,作为清末修律的理论武器。文章从清末修律保留皇室特权和封建伦理尊卑贵贱等级因素,指出沈家本未能汲收西方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和“个人本位”法律精神的局限。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试论《管子》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管子》一书,主要保存的是战国时期齐国法家学派(以下简称齐法家)的著作.齐法家根据齐国现实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提出了一整套建立封建政权的理论和措施,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法治主义为理论核心的思想体系.但是,迫于当时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齐法家着重探讨的主要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在哲学上,齐法家主要采取吸取、综合的态度,根据法治主义思想体系的需要,对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精华进行了广泛的吸取和综合,从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