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山东金石学成就及其学术贡献

在宋代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山东地区出现了王俅、刘跂、赵明诚、李清照等许多著名的金石学家,涌现出一大批金石学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运用金石资料,考订经史文集;结合金石资料,评判历史事件,臧否历史人物;访求蒐集,保存整理等方面.     

鲁迅与乡邦金石

鲁迅涉足金石学颇久,功底也颇深,但由于在这方面的著述不多,故未引起学界广泛的重视.然而,若从鲁迅治学的角度切入,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方面又不得不谈.谈鲁迅与金石学的关系,首先得从鲁迅与乡邦金石说起.鲁迅是从整理乡邦金石而步入金石学领域的,而最能代表鲁迅在金石学上的水平的,也是鲁迅对于乡邦金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但充实了鲁迅与乡邦文献的关系,而且将这种关系向鲁迅所治的其他学术领域做出了延伸.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金石学视域中的《水经注》金石文献著录考察

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多为原始的、零散的.《水经注》金石文献的著录实践,无论在著录数量还是著录方法上,都比前代更进一步.庞大的数量、独特的著录方法以及作者对金石资料考经证史作用的重视等客观上推动了金石学的不断演进.《水经注》对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作了总结,承上启下,为金石学在宋时的形成作了先导.     

翁方纲的金石考察活动

翁方纲是清代乾嘉年间著名的学者和金石学家,毕生致力于金石考察、搜访和金石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金石考察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评高敏、袁祖亮《（授堂金石跋）校点》

评高敏、袁祖亮《（授堂金石跋）校点》陈息《授堂金石跋》和《授堂金石文字续跋》是清朝乾嘉年间的进士、河南偃师人武亿所撰。武亿是当时海内有名的考据学家，他学识渊博，广泛收集金石碑刻文字，并进行认真研究，写出跋语。由于该书版本甚少，印数有限，目前全国馆藏的...     

论厉鹗的诗

厉鹗是雍乾间以诗而名的学人。他的诗歌喜用典故,尤喜用宋人笔记中之偏事僻典,遣词造句也刻意生涩炫博。厉鹗资书以为诗,其诗显得生、僻、怪、碎,与清代学人诗本经史,引学术入诗的诗学风范有点不同。他后面的诗人惩于厉鹗的堆砌琐碎,于是偏向于以专门之学入诗,特别是以乾嘉学人擅长的金石考据入诗,翁方纲等人的诗歌代表着厉鹗以后乾嘉诗坛学问化的主要衍变方向。     

乾嘉学术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黄金时代

乾嘉学术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黄金时代闵定庆对于以考据学为主流的清代乾嘉学术，可谓众说纷纭。从对乾嘉学术内容和方法的客观分析可以看出，整理、研究、保存古典文献作为学术研究机体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将它代替学术研究的全部或贬低其重要性的作法，都不合乎...     

乾嘉学术视域下清代医学再审视的必要性及价值

乾嘉学术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学界一般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是消极和负面的。近年来,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化为清代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将医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达到一种互动下的历史研究,尽量还原乾嘉学术影响之下的清代医学发展景况,对推动医学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纵深研究,以及当前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略论金石学兴起于宋代的原因

金石学在宋代兴起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显著变化。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 ,我国学术文化持续发展的一种逻辑必然。具体地说 ,怀疑精神的普遍流行、知识阶层的精神追求与传拓技法的高度发展共同形成了其内在的学术动因 ,文化政策的诱导影响与人才资源的不断增长又分别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西方科学文化与钱学森的教育思想

钱学森从小接受西方式教育,深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对于教育问题,他从自己当学生、教师及科学家的经历中感悟出了许多富有哲理的见解。钱学森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注重传授科学方法,倡导技术科学思想。他晚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作者运用逻辑推理、案例分析、求异比较等研究方法,剖析西方科学文化与钱学森教育思想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后者的核心理念和现实意义。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北宋诗僧道潜研究综述

道潜是北宋著名诗僧,著有《参寥子诗集》.随着佛学研究的兴盛,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界对道潜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遍及其生平、交游,诗歌创作、书法等,对取得的成果做一简要概述,厘清当前发展状况对探索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尤为重要.     

缘悭一面的两位浙大先贤:夏承焘与钱穆——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

文章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考察了夏承焘眼中的钱穆在学术界崛起到闻名的影响,分析了两位学者与浙江大学的渊源以及和《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现代学术生态中学人与大学、学术与媒体等多方面的互动及钱穆学术转变的历程。     

钱钟书与休谟哲学

钱钟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对休谟哲学的渊源、实质、特征和学术个性有深入的理解,而且把“休谟问题”引入历史学、伦理学特别是文学研究之中。更可贵的是,他将休谟的“自我”说融入自己所概括的“破我”说,揭示出“破我”在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进而为其“打通”说给出学理上的根据。因而,青年钱钟书的学术研究的哲学倾向已打上了某种休谟哲学的印记。     

张浚与新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他继承父说,在南宋初新学影响广泛存在的现实条件下,主张元祜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又受举荐他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影响,倡行孝悌之说,并在独相期间,打压洛学,促进了新学在南宋初的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张浚又与赵鼎共引洛学之士,甚至有禁新学之举,对新学有一定的抑制。秦桧当政,张浚被贬逐在外十余年,最终与反对和议的洛学之士打成一片,信奉道学而排斥新学。从张浚崇、抑新学的历史来看,除了有时代、家庭、师承、荐主等因素外,打击政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求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突显出南宋初年学术与政治的利害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