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史记》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孔子修《春秋》，是要借对春秋时期２４２年史事以“微言大义”，作是非褒贬，表达自己维护“周礼”的政治理想。司马迁著《史记》时，虽以“继《春秋》”自任，却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为对自己著史的要求。它们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成为以后近２０００年中国传统史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也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根本原因。其主观意图主要并非在写书体例等技巧上以有所创新见长，也不是要以为农民起义领袖作传取胜。而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自己的崇道立场和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区别于当时“儒术独尊”的社会潮流和以君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最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用人观。     

《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对《史记》进行的注释、评点研究,在明代以前各为殊途,稀见集两方面成果于一书的全面系统之作。清代程馀庆所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创新体例,集注集评:集古今之注,尤重地理注解,方便后学;集历代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评论,眉批评点,成一家之言。程氏之书,实为《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史记》有十表八书,《汉书》有八表十志,而《后汉书》却只有纪传,表志阙如。萧梁时刘昭注《后汉书》,将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补之,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合刊为一书。而宋、清两代为《后汉书》补表者众,前后有七家,一十五种,却至今无一可以罗入,且陷入了弃之难舍、取之难用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这些表时代背景不同,撰写者掌握的史料不同,史识不同,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存在着许多歧误。如今,不少古籍被整理出来,考古出土大量文物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对诸家补表重新审视,整齐体例,勘合异同,正误补阙,成一家之言,使之成为东汉史研究的学术支持。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西游记》最终定稿人之我见

文章对《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提出质疑，并依据宋元之际陕西的全真教密史。提出祖本〈西游记(平话)》其实是道教文学奇葩。而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即闫希言师徒，他们应是今本《西游记》的最终定稿人。     

抗战期间刘文典被劫图书考述

刘文典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虽然他不是以藏书而闻名,但是其藏书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由于刘文典一生从事校勘古典文献方面的工作,因此收藏书籍也成了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因为时局动荡,刘文典寄存在香港的图书被日军劫走,从此了无音讯。其后,经过相关人士的努力,终于将被劫图书的下落查实,也完成了刘文典先生的一桩遗愿。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刘咸炘论古籍辨伪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咸炘在一篇短文和若干著作中论述了古书的体例、古籍辨伪的方法和理论。他对古书体例的研究,比如其目录学,深受章学诚的影响,在章学诚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补充,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古籍辨伪要重视校雠学和辨明书籍的宗旨,且严格定义伪书的概念。在分析一些古籍的真伪时,刘咸炘能够做到不轻疑,不迷信。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刘知几史书方法论的批判性

刘知几的史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史通》一书中。刘氏对他之前的中国历代史书,无论是正史还是杂史,都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其中关于史书写著的方法问题,在文风、体制、语言、叙事、书法等各方面均有精辟的论述,且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     

刘咸炘韩愈研究述略

韩愈作为诗文名家,向为论文者所关注。刘咸炘所著《订韩》,评议韩愈其人其书,颇多精义。然而该书因未刊而隐晦不彰,迄今未引起学界关注。随着《推十书》的刊布,其学术价值有待深入研讨。文章介绍了《订韩》撰写的原因及体例,并结合刘咸炘的具体论述,从韩愈行谊的评判、韩愈诗文的平议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行谊表现为崇儒排佛,徒有其表;干谒请乞,败坏儒风;持论不公,撰述失实。诗文则包含诗文品鉴和诗文定目两个方面。     

《西游补》的作者董说的藏书

《西游补》的作者董说是一个藏书家。他不仅有大量的藏书,而且编有藏书目录《丰草庵书谱》,建有藏书楼——丰草庵。继承、购买、抄录、与赠送是其藏书的主要来源。与一般收藏家不同,董说藏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阅读和著述,因此不仅撰写了许多风格独特的优美的书跋,而且留下了许多嗜书的趣话。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