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收的门阀士族思想

魏收以门阀士族思想审视历史 ,将门阀士族代表人物作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对象 ,以门阀士族的谱牒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 ,并在士族人物传记中大量附载其宗族谱系 ;他对士族人物的识量器局特别有兴趣 ,喜欢在列传中描绘其状貌仪容、神态气质等 ;他以门阀士族思想评论人物 ,喜欢在史论中对士族人物的家世、权势等大加赞赏。魏收的门阀士族思想是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家庭出身所决定的     

鲍照描写妇女的诗及其与宫体诗的关系

我国中古时期的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经济亦较繁荣,“缀文之士,无乏于时”。刘宋时的民歌和声乐也很盛行:“家竞新哇,人尚谣俗”。但南朝许多帝王和士族官僚大地主日益沈溺声色,加上门阀等级制度森严,这不仅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到文学创作。鲍照及其优秀作品,虽“取湮当代”,其“俊逸”的艺术风格,博得后世许多作家和     

关于中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中古是个动乱和分裂的时代,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儒家思想表落、老庄和佛学思想大兴的时代,是个思想解放、文化发展、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又是黑暗腐朽却又充满活力的时代。中古文学正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之中。中古文学在中国文学独立化的道路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复杂的文学现象和巨大的文学理论遗产,从宏观角度研究这一文学历史时代的文学发展特点,总结中古文     

论北魏士族的门第等级——以释褐为中心的考察

阀阅流品乃中古士族制度的核心要义，家世背景是身份地位和权益分配的决定因素。经历士族化风潮洗礼的北魏深得其中精髓，它遵循从旧原则，以具有蓝本意义的晋品令为基准，综合统计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的官爵世资，均值一至三品者为膏腴，四至五品者为甲乙丙丁四姓。这两者的层级位差突出表现在乡品和起家官品方面，常制膏腴乡品一品，以五品官释褐；四姓乡品二品，以六品官释褐。这种新格局不仅造成士庶天隔，即便在士族阶层内部也出现分野。北魏秉承魏晋士族制旨趣，结合现实统治需要，形成唯门第是从的贵族体制，但它阻塞社会流动，造成身份凝固，势必让位于上下对流通畅、洋溢生机活力的庶民时代。     

刘宋时代的杰出诗人——鲍照

一鲍照,字明远,南北朝时宋代人。与谢灵运、颜延之同时,稍后于颜、谢。为元嘉三大家。他的诗作可与谢灵运相比埒。而在门阀士族统治的社会中,由于他出身寒门,“家世贫贱”,而遭人轻视,因此常常感到屈辱和不满。钟嵘《诗品》评鲍照:“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这实在是一个“先天性”的悲剧。钟     

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

东晋晚期,随着门阀士族腐败因素的增加,“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解体,以刘裕为首的下等土族凭借北府兵武力夺取了政权。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对反抗的高门士族如京口刁氏、太原王氏等严加打击,但门阀土族仍旧拥有的势力和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使裕等不得不以各种手段拉拢他们。“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的刘裕,“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腆颜参与名士之清谈;其重要谋臣刘穆     

辨牛李之争与士庶斗争之关系

近几十年来,有一种意见,以为牛党代表进士科出身之庶族地主,“李党”代表维护门阀制度之士族地主,前者新兴,后者没落,故同情牛党,批判“李党”。这是惑于某些表面现象,从概念出发,并未仔细考察唐世土庶关系之真象,亦末全面检核有关人物活动清况,     

“以无为本”：王弼政治伦理的价值理念

魏晋士族门阀政治制度,是以正始玄学家王弼的政治伦理观为基础设计并运行的。王弼政治伦理思想是对＂贵无论＂的批判继承,确立了以＂以无为本＂的价值核心,为魏晋政权提供道德指向,并且厘清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为门阀士族提出＂得意忘言＂的处世之资。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为门阀士族提出＂循本规末＂的治世之道。魏晋士族政治制度正是通过王弼提出的政治伦理观,为士族门阀制度提供了合理的思想内核和理论指导原则。     

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史上,东晋是一个由王、庾、桓、谢四族为代表的高级士族先后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为什么出身“寒微”的低级士族刘裕敢于觊觎皇帝宝座,而最后终于得以如愿以偿,凌驾诸高级士族而上,推翻司马氏,建立宋王朝呢?其原因我以为最根本的就在于东晋后期高级士族的没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和软弱,他们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而这一切正是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黑死病前后英国农民阶层新探

黑死病是中世纪英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对英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它是英国社会农奴制瓦解的重要因素,导致了英国社会封建主义危机的加深。但英国社会的变迁不是始于黑死病的“休克”转型,而是其前后社会发展长期演变的结果,农民从传统领主势力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从社会底层逐渐走入历史发展的舞台,演变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促进了英国社会的整体转型。本文从长时段历史研究的视角阐述黑死病前后英国农民阶层的社会生活变化,探析黑死病与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关系,以求教于业内方家。     

转型社会的离婚法理

我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期，行进在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离婚的制度实践伴随着婚姻家庭立法的多次修改不断完善，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生成的离婚法理也由于《民法典》的出台而沉淀下来。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离婚法理表现在文明、制度和人的三重维度中，离婚自由和离婚权利是社会进步的文明表征，离婚是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确认爱情消亡的法律制度，离婚是合法解除婚姻契约、正当调整社会关系的善治程序。     

教育与辽代社会:从新角度审视辽代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教育与辽代社会》评述

《教育与辽代社会》全书由正文8章,以及附录3篇组成。本书阐述了辽代的文教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儒学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辽代教育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局限性,以及辽代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骑射教育等。作者博览群书,视野开阔,穷尽史料,精耕细作。本书以实证为基础,历史与地理相结合,通过教育与辽代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从新角度审视辽代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全面、全方位地阐释中原思想文化教育在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实施过程,及其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过程,对中国边疆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家礼”——文化整合的一个范式

宋儒参照古代礼法对宋代“家礼”作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之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宋代社会。宋代的“家礼”主要包括宗子法、祠堂制和封建孝道,经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家礼”对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家礼”的一些功能由家族延伸到了社会;成为封建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

纵观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结构的历史演变,发现乡村传播结构与社会结构始终存在互嵌与协同演替的规律。乡村传播结构脱胎于社会结构,从属于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比照阿尔弗雷德·舒茨将“社会世界”四分为“前人世界”“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和“后人世界”的社会类型理论,可以把中国乡村传播结构变迁分为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中乡村传播结构系统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前人世界”的中国乡村社区以人际传播和家庭内部的初级群体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多为一种摆设,大众传播已经萌生,国际传播雏形初显,但后几种传播模式对乡村社会发展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周遭世界”虽然仍以人际传播为主,但乡村组织传播的力量逐渐增强,大众传播的影响逐渐兴起;“共同世界”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种传播模式共生共存;“后人世界”新媒体传播迅速崛起,大众传播式微,组织传播弱化,各种传播模式趋向融合,但整个乡村传播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变大,对乡村社会结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