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家本的法学思想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他在三十年的法律实践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法学功底。同时，他思想开放，应心学习西方近代法学理论，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他在法的概念、法的起源、法的作用、法与道德的关系、法学研究方法、法学实践等方面都提出了与中国古代法学有质的区别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对扭转长久以来学术界轻视法学，忽视法学教育的风气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法学的近代化。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与中国的法制建设

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的法律思想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来源于奥斯丁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新康德主义法学,主要包括纯粹法学概念、法律秩序与规范体系、法律和国家的关系、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它对西方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对于迈步走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法学 ——理论进步、形象塑造与发展动因(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法学在学术发展与理论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塑造和展现出了以自主性、实践自觉、开放格局、为社会与政治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形象。在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为中国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思想支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实践的强大现实需要为中国法学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中国当代法学学者和法律实务专家对中国法学的思想创造使命与法治实践参与责任的自觉践履,成为中国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主体性力量;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各个学科的繁荣发展为中国法学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极其丰盛的思想养料与理论资源;同时,中国法学的发展还得益于中国特有的学术生产机制。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法学学术

吴经熊的法学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建树,即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评介西方法律思想,创见法律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法制进程;二是文献编纂,即汇编和校对法学论著.编撰和校勘法学工具书;三是传媒平台搭建,即主编<法令周刊>,主持上海法学编译社,支持<法学季刊>建设.吴经熊作为法学大家对近代中国法制进程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法学学术方面.     

新时代中国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构建

[提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事业,必然需要中国特色民族法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支持。当代中国民族法学研究在发展进程中秉持服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理论传统,确立起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法文化和民族治理研究稳定的叙事论域以及民族政策文本解释、民族法制理论分析、民族法文化学理解读和民族治理实证研究主要理论范式。新时代民族法学的使命是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围绕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研究核心,全面深化民族法治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是新时代民族法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品格,阐释宣传党的民族治理思想和政策的精神内涵、理论逻辑、实践要求是民族法学持久的学术传统、巨大的理论优势和显著的知识特征。新时代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框架由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论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论述、民族区域自治法制论述、民族治理实践论述、民族法文化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论述等命题支撑。要拓展民族法学的理论空间并规划发展路线图,完善民族法学学术生产系统保证民族法学持续高质量学术产出,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构建。在人类法治文明话语体系中,中国民族法学将一直在场。     

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理论渊源

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寻找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源头,准确把握其对前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运用系统分析、历史与逻辑统一等方法,得出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是中国古代所素有的重民爱民的民本传统、陆王心学对人的主体意识的高度重视、东林党人所提倡的经世致用学风和对君主权力试图进行制约等。     

论法律全球化视野的重构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潮流,是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中国法学在全球化中表现出来的是集体性的"西方"转向。但这种理论转向存在着视野上的盲点,需要对"西方"进行重新定义。中国现代法制和法学的创建源于前苏联,是以其法学理论和法律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重构。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在原则与政策之间——罗纳德·德沃金和理想法律人的建构

中国法律人形象的模糊性和暗昧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答已经影响到中国法学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的尝试值得借鉴.德沃金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完美的法律人形象"赫拉克勒斯",该形象在德沃金主要论著中日臻完美.通过比较德沃金法理学和其他当代法律理论,本文探讨了德沃金法理学的优点和缺点,从德沃金法理学思想尤其是他的理想法律人观念引申出建构中国理想法律人共同体的建议,以尝试回答当代中国法学正面临的相应问题.     

在历史与法律之间：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意义

[提要]历史法学主张法律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是19世纪欧洲法学的主流。从德国的萨维尼到英国的梅因再到美国的卡特,历史法学成为现代法理学的主要源流之一,其思想影响深远。中国历来重视民族精神的延续,当下中国历史法学的使命就是提供中国法律主体性的历史认同,在历史和法律之间寻求中国法学理论、法律体系和法治模式的民族道路。     

黄宗羲的王霸义利之辨

黄宗羲的天理人欲之辨是其思想的核心。在此框架下,形成了他的王霸义利之辨和经史结合之学术倾向。一路探索下来,我们发现,尽管黄宗羲似乎带来了某种新的元素,他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反而是其继承者对他思想的误解和片面化,才演化成了他现今的"经世致用"者和近代启蒙者之形象。     

在“治法”与“治人”之间——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思想研究

黄宗羲在继承先秦思想家的基础上,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强调治法对于治人的优先地位。他对理想的治法做了具体的设想,主张设置宰相,建立学校,恢复方镇,以外在的形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使其认识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黄宗羲并没有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     

税收中“黄宗羲定律”的剖析———基于税收伦理的角度分析

“黄宗羲定律”是在我国税收改革中是困扰千年的问题,指出它的根源,找到破解它的方法,对我国当代税收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税收伦理的理论分析“黄宗羲定律”,引入高赛尔的协定道德理论,提出了一套解决“黄宗羲定律”的税收伦理思路,最后基于税收伦理对税收改革提出了建议。     

黄宗羲的魂魄说及其与天主教思想之交涉——以《破邪论》与《天主实义》为中心

黄宗羲从其气一元的宇宙本体论和重视经世史学及社会教化的实学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朱熹魂魄说的同时回归先秦儒学原典,批判了民间迷信及佛教、道教的魂魄说,指出人只有一魂一魄,主张人与物因气之差异而理亦相异,以人性与物性根本不同因而不能相互转化批判了轮回说,并对祭祀之感格及灵魂不朽给予了理性解释,维护了儒家传统信仰。利玛窦则基于天主赋魂说与天堂地狱赏罚论,批判了儒家的魂魄说、佛教的地狱轮回说,并给予儒家的祭祀以非宗教的解释。从黄宗羲信奉主宰世界的昊天上帝,认为圣贤灵魂不灭,以及承认儒家祭祀之非宗教世俗意义等方面来看,恰好可作为儒家主流学者对于利玛窦所倡导和推动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的批判和反应。     

《宋元学案》中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以“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百家为中心

《宋元学案》的成书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各阶段编纂者的分工及其案语内容也各不相同。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氏父子主要致力于哲学思想的阐释与评价;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编纂者全祖望主要致力于思想史的构建;第三阶段最后的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主要致力于文献的校订。其中黄百家作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贯彻其定下的编纂原则与思想史观,在编纂《宋元学案》的过程中进行了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师承关系的辨析、历史记载的考证、思想源流的梳理等方面的工作,并将其成果记录在案语中。这些案语提高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并为研究黄百家本人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材料。     

民国时期法律家群体的历史影响

法律家群体是民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个职业团体。在中国法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背景和游学西方的经历，成为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民国法律的制定、解释和批判，以及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和近代法学学科的构建，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中国的卢梭,中国的《民约论》——再论黄宗羲学说在中国近代的启蒙价值

中法战争后,温州人宋恕首先发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蒙价值,积极向友人推荐.1903年,梁启超明确指出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同年,时为革命派的刘师培,也著文论述了《待访录》具有中国《民约》的精义.严复虽反对黄宗羲,但他在翻译中仍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先辈们探索民主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为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