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靠天吃饭”:灾荒史视野下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

明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江南、华中、华北等地区借助便利的水运条件,形成了高度的区域性与行业性市场分工,但是生产与销售的远距离错位也让这繁荣的商品市场变得极度脆弱,经受不起外部环境的大变动,尤其是气候的剧烈波动.然而,明清之际连年的大灾却恰好击中了它这致命的弱点,致使整个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以气候变化为导向的大调整之中.     

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想研究述评

关于明代史学思想的研究,学界大多都是以几个主要人物作为代表,很少对其进行整体研究。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繁多,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内容,但其研究的对象单一,研究方法还有待丰富。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明代的史学思想给予了总体概括。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是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他们煮茶品茗,舒展性灵,在日常饮茶清事中体现价值追寻,寄托理想人生.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饮茶生活还寄托着江南文人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由此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论明代中后期词坛对宋词的选择与接受

前人在论及明代中后期词坛对宋词的选择与接受时,多片面强调<草堂诗余>的突出存在,而忽视其余.笔者力求通过对词学评论、词集流布、词选印行、世俗文学选词与存词、模拟和追和词创作等方面的考察,较全面地考察宋词在此期被选择、被接受的情况.考察的结果是,此期词坛对宋词的选择和接受具有高度的认可性、接受的多元性、选择的面俗性、传承的变异性四大特征.     

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徽州社会变迁中大众心态研究

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徽商资本积累的增加 ,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社会同江南其他地区一样 ,发生了较明显的社会变化。这一社会变迁给徽州社会及其大众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传统的安土重迁和农本商末观念被轻本重末观念所取代 ,注重实效和功利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徽州大众中上自官僚士人、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以金钱作为最高追求 ,“新安多游子 ,尽是逐蝇头”,官场中“以吏为商”、社会上无赖横行的玩世不恭心态、主人虐待佃仆和奴婢的畸形心态以及宗族的认同心态等等心态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徽州传统大众心态造成剧烈冲击的集中体现。徽州百余年的社会变迁虽因种种因素未能最终完成 ,但它直接促进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略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新特征及其意义

随着宋明理学的深入传播,节妇烈女大量涌现。但明代中后期的女性并非完全受礼教贞节观念影响,部分女性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伸张女性权利,彰显英勇豪迈之气,她们在婚姻家庭中发挥主动性,妒妇悍妇、才女群体与巾帼英烈的大量出现,在在显示明中后期女性迥异于其他朝代女性的鲜明特征。     

明代中后期社会下层价值观的转变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思想的地位，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等价值观是儒家思想的根本。而到了明代中期，封建农业经济内部孕育出了与母体相矛盾的商品经济，并逐渐繁荣起来。商业和手工业的成果和利润刺激了一向受贫困压抑的社会下层民众，他们中的一些人尝试着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价值观念也在向重利、重商方向发展。     

论明代皇帝司法审判权的扩展与特色

明代封建皇权极度膨胀,在司法审判权方面主要通过奏裁、复核等形式使之权力进一步扩大,并形成明朝宦官参与司法,代皇帝行使审判权的特色.     

从"义夫"看明代夫妇情感伦理关系的新转向

在明代的五伦关系中,正在逐渐演变为以夫妻一伦为重;而在夫妻一伦中,夫妻关系正在被夫妾关系所取代.这是一种新型的夫妻情感伦理关系,是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中的明清家庭伦理关系的新变化.文章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义"、"义夫"进行适当的辨析以及对明代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男女哀情故事的举例,借此说明在传统的礼制下,夫妻之间是一种"终身相倚"的关系.这种终身相倚,仅仅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并非丈夫对妻子必须忠诚.明代大量出现的义夫以及传统士人对义夫现象的宣扬与鼓吹,不仅仅是对原始儒家伦理观念的一种复兴,而且是情感逐渐取代伦理的新反映,是基于新的社会土壤之上伦理关系的新动向.     

论婚姻的属性——以关系契约为视角

虽然婚姻自治已深入人心,但婚姻契约观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而关系契约理论为婚姻的契约属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婚姻关系中,交换、选择和未来意识共同交织于以婚姻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中,婚姻具备了成为契约的前提要素。但婚姻并不是普通的契约,婚姻是一种长期契约,婚姻契约具有不完全性,婚姻中的当事人既是婚姻共同体的成员,又是具有独立利益的个体,关系规范、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着婚姻契约。用关系契约解读婚姻,能够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界定婚姻的性质和特点,为婚姻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契约视角下的婚姻法修改

目前我国婚姻法结婚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育人们的婚姻理性,避免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对婚姻合作均衡的破坏。夫妻关系制度应赋予婚姻主体在法定框架内自由设置夫妻权利义务清单的自由。而在离婚制度方面,应确立＂婚姻期待利益严重损害＂的诉讼离婚标准和＂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原则＂,并建立无过错离婚的女方合理补偿机制。     

明代中期司法运作实态之管窥——以何孝子案为例

何孝子案是发生于明弘治朝的血亲复仇案。就该案自身而言,其诸多细节影响着判决的走向;从司法运作角度论,案件暴露了在高度强化的皇权体制下司法运作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该案从案牍材料变为道德教材,则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文化。     

明清时期婚姻立法的调整与基层社会的稳定

明清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封建政权极为重视婚姻立法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加剧的背景下,国家法定的合法婚姻和民间社会的习惯婚姻产生了许多矛盾与冲突,诸如婚姻论财问题、非法强娶和典卖妻子等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国家的婚姻立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明清封建政权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采取了向民间习惯让步的方式,着手对婚姻立法中部分不合时宜的条款,进行了某些调整。同时,民间社会也采取了向国家立法局部妥协的办法,从而实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巩固了封建政权的统治。     

论明清时期女性创作群体逃避婚姻的心态

由于受到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影响 ,再加上女性之间交流的日益增多 ,明清时期女性群体开始意识到封建婚姻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 ,从而产生了逃避婚姻的心理 ,在创作中表现较为明显 ,显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朦胧觉醒。这一心态影响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女性创作     

情节的萌发与建构——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婚

"赘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而小说中的赘婚又游离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体现了超越固有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某种潜力,在情节的萌发和建构方面尤其如此。小说作者从赘婚中获得了天然的便捷,可以从女性的立场营造情节、叙述故事;赘婚中存在的种种常见困顿,反而为作者提供了便利,在小说中都转化成为情节发展的若干层次;对于赘婿来说往往意味着尴尬和屈辱的婚仪、改姓以及逐婿,在小说里也成为了情节的重要来源。以至于在赘婚的基础上建构的小说不是悲剧,而是充满了谐趣以及励志色彩的喜剧或正剧。赘婚可以摆脱现实中的种种劣名,变为小说中最让人兴奋的情节元素之一,并进而成为小说中"大团圆"结局的一个要素。在促使小说中的人物"发迹变泰"的同时,赘婚也完成了自我的华丽转身。     

略论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属性--兼析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状况

从法律冲突存在的空间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适用的对象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习惯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冲突的法域及其对主体权利义务确定的方式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二级法律冲突”的属性。     

彝族文化中的平等正义思想——一种基于黑格尔意识发展理论的分析

彝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勤劳勇敢的一个民族,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彝族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形成了以伦理精神为中心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不仅表现在卷帙浩繁的彝文典籍中,而且深深积淀在彝族人民的心灵里。在彝族文化的整个伦理道德谱系中,平等正义成为人民的重要追求,无论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律传统、典籍文献,还是传说故事、起义斗争,处处都刻印着平等正义的痕迹,以其独有的民族特色丰富着中华民族平等正义思想的宝库。彝族文化中这些丰富的平等正义思想,运用黑格尔意识发展理论分析,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递进发展的阶段：即自然的平等正义思想、朴素的平等正义思想和实在的平等正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