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同有序视角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评价及空间特征识别

生态绿色一体化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更是长三角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从生态绿色一体化概念框架界定入手,构建生态绿色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进行有序度和协同度的测定,从而衡量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程度,最后用ARCGIS软件和莫兰指数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和空间自相关特征.结果发现:1)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有序度稳步提升,41个地级市呈"剪刀差"演变趋势,协同度由负向非协同状态向正向协同状态演进.由此推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由无序非协同状态演进为有序协同状态.2)空间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有序度由"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向"两头低,中间高"的分布格局转变,区域差异性较大,存在区域间非均衡特征.3)分领域看,增长和效率协同度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协同度演进贡献最大,总体、质量、协同有序度空间集聚现象显著,增长、效率、潜力有序度空间上负自相关且空间集聚现象不显著.4)分区域来看,长三角41个地级市可按照自身总体有序度和周边城市在各领域有序度划分为高-高型城市、低-高型城市、低-低型城市和高-低型城市.建议长三角各地区应各展所长,补足短板,加快生态绿色一体化进程.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展望

2023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五年来,长三角地区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各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科技协同创新和产业一体化发展领跑全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等建设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针对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依然存在“卡脖子”、部分产业开始加速外迁等问题,沪苏浙皖等省市应立足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携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共同提升高水平双向开放合作水平,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快建设幸福宜居长三角。     

跨省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来自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背景下,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通过更大范围的跨省域一体化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鲜有文献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分解为益贫式增长率和地区收入差距两个维度,通过百度搜索大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一种一体化水平的全新度量方式。在计算长三角41座城市2011—2020年跨省域一体化水平的基础上,分析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长三角跨省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益贫式增长率,降低地区收入差距；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于农村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拉动来实现的,对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作用则相对较弱,跨省域一体化中的“扩散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在起着主导作用。在采用了更换自变量、更换因变量、工具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基于主要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扩大跨区一体化的范围,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二是引导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鼓励要素向区域内欠发达地区迁移,助推区域一体化的扩散效应。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与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需要多主体、跨区域的协同治理。基于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基础与过程展开研究后发现,现阶段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分级领导协商、社会力量动员、信息融合共享、快速响应协作与成本责任共担方面做好机制构建。未来,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范式创新要迈向“统合型包容”,但统合型包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过程,仍要立足于长三角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全过程与共同富裕发展新需要,从主体统合、任务统合、资源统合与技术统合等四个层面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基于富裕、平等和共享协同的视角

从系统观念出发阐释共同富裕内涵并构建与测度了包含富裕度、平等度与共享度子系统的共同富裕指数,深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均显著提升了富裕度、平等度、共享度,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同稳健性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共同富裕子系统的综合协调与良好耦合,体现了从系统视角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更大,存在随时间递减的时变特征,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水平的促进效应依次由大变小。     

发展智慧城市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和实践路径

发展智慧城市有利于信息技术应用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够推动由共享富裕、逐步富裕到普遍富裕,对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智慧城市是实现“富裕”的“加速器”、实现“共同”的“定舱石”,因此,应加大对智慧城市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区域协同和环境协调发展、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方式的韧性升级。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评价——来自26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网络的空间分布与演化

长三角一体化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水生态绿色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生态承载力的内涵,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衡量长三角地区水生态绿色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006、2012、2018和2021年的水生态绿色网络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内的差异;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网络使各城市的绿色发展联系日益紧密;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在不断提升。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共同富裕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为例CSSCI

本文构建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治理”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来衡量共同富裕,并使用了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解构长三角区域的共同富裕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的共同富裕表现为从上海向长江上游拓展,并沿长江沿岸城市演进,呈现“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规律;而溢出效应通过产业转移、教育投资、劳动就业和资本流动等因素实现,这些因素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突破口。     

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统一的大市场能够使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与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所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国内一体化市场，然而地区间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始终存在，极大地阻碍了要素流动，影响科技创新发展。长三角区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始源地，是双循环的重要承载地。技术创新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此，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相对价格法、绝对偏差法、变异系数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与总体市场一体化指数。其次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进行计算，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市场一体化及其细分类型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看，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市场一体化总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省内城市群看，江苏9城市的市场一体化及商品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浙江9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安徽8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文章创新性地将市场一体化内涵拓展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将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纳入研究，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文章结论对于有效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南海海洋设施渔业组织模式探析

邻国非法抢占中国南海岛礁资源和对资源的掠夺式破坏眭捕捞,致使中国南海渔业发展空间受限,严重影响了中国南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邻国对南海主权的恶意挑衅,又严重威胁了我国南海渔业生产的安全。中国政府要进行南海维权,必须突出在南海的岛礁存在,发展海洋设施渔业,并探讨适应南海维权要求的海洋设施渔业的组织模式。本文设计的模式为：基于公共服务的国有公司模式,基于产业内的企业集团模式,基于产业间的战略联盟模式。     

我国现代和谐渔村构建模式研究

现代和谐渔村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国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双重有利宏观环境,为加快实施现代化和谐渔村建设、加速渔业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创造了有利时机。本文通过对现代渔村建设理论研究现状的简要概括和分析,指出了现代和谐渔村建设面临的问题,根据和谐博弈理论的几个典型模式,提出了我国现代和谐渔村的构建模式。     

张謇“渔权即海权”渔业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有感于德、日侵渔,由渔权受损而迫感海权旁落,于清末提出“护渔权,张海权”,“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等渔业思想,并通过筹办渔业公司、宣示渔界海图、倡办水产教育、推行渔政管理、制定渔业法规等五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实践,诠释其渔业思想。综合张謇的渔业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渔权即海权”。他不仅率先揭示渔权与海权之间的关联,而且提出以渔界厘定海权边界之思想,避免了空谈海权,却不知其边界的窠臼。     

清代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研究

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的出现是渔业生产发展和竞争激烈的表现。与船帮、盐帮相类似,渔帮内部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渔帮的地域分布与渔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为了适应渔业发展,渔帮逐渐突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向渔业公所转变。以渔业公所为纽带,政府加强了对渔业行帮的控制,而渔帮的利益诉求也通过渔业公所向政府转达,并获得认可。随着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渔帮的历史使命最终被现代化渔业公司和渔会所代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区域地理位置的因素是其行帮组织演进的主要原因,而政府规范则为行帮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中国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渔业资源是南海海域的主要经济资源之一,由于其具有洄游和可再生的特点,构成南海纠纷的焦点之一.在南海纠纷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南海海域渔业资源因合理养护和管理的缺位呈现出不断衰竭的态势,伴随而来的还有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的失衡.鉴于此,本文以功能主义为研究视角,在对现有南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的现状、不足展开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南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的“外溢效应”与渔业资源“共同开发”作为地区信任机制建设途径的可能性,认为南海渔业资源“共同开发”可使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陷入窘境的状况下或可为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打开新的局面.     

基于渔文化视角的休闲渔业发展初探简

渔文化是以渔和鱼为特色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渔文化为休闲渔业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和发展思路,也为发展休闲渔业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休闲渔业作为一种新型渔业经营形式,为弘扬传统渔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休闲渔业中的渔文化主要体现在：娱乐竞技、旅游观光、展示观赏、渔业节庆等四个方面。在新时期背景下应深入挖掘传统渔文化资源,不断丰富休闲渔业的文化内涵,全面认识渔文化资源的价值,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整合渔文化资源,增强休闲渔业的参与性和体验性,加强渔文化理论研究创新,提高休闲渔业服务水平。     

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域与产业布局优化问题探讨

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极,是全国海洋经济最为发达的强势区域,将会在国家新一轮海洋经济开发进程中再造辉煌。为此,需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认定区域综合优势,确认区域结构优化方向,特别是为区域产业布局作出正确安排,以利于进一步优化海洋产业的成长方向;加大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实现海洋经济战略升级;依托优势海洋资源开发,促成海洋优势产业格局;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海洋产业竞争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建立海洋资产化管理体制,为海洋经济进步提供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使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在全国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中力拔头筹,发挥引擎功能和表率作用。     

大连市海洋渔业发展态势及政策建议

海洋渔业经济在大连市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大连市海洋渔业发展越来越受环境和资源制约,海洋捕捞业面临着作业渔场缩小,渔业资源衰竭,捕捞设备和技术落后,捕捞成本显著升高,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严峻现实;由于养殖水域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养殖组织化程度低,养殖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养殖饲料成本不断增加等原因,海水养殖业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快捕捞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海洋捕捞战略转移;加快养殖品种更新,扩大主要养殖品种规模,创立和发展名牌养殖产品;大力发展现代渔业,全方位提高渔业产量和质量;依法治渔,为海洋渔业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条件等建议。     

有关北极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问题分析

气候变暖将提高北极海域的初级生产力,影响北极海域鱼类资源的洄游与分布,促使北极海域渔业生产商业化。在北极海域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区域渔业协定及其组织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北极海域各沿海国和对北极公海渔业资源有兴趣的非北极国家有义务进行合作,养护和管理北极鱼类资源。北极理事会及其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管理实践使北极渔业管理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理论上,我国与北极渔业之间仅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鉴于北大西洋海域区域渔业管理实践以及我国远洋渔业生产能力,北极海域中北太平洋的分区域以及北冰洋海域应该是我国关注的重点。为此,建议北极科学考察中增加北极生物资源调查与研究,既可以为我国日后发展北极渔业做好准备,也可以为我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新的理由,增大我国在北极事务管理过程中的声音和影响力。     

金融危机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与对策

金融危机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洋渔业出口、对水产品加工企业、远洋捕捞、海水养殖和渔民增收等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体制,为金融支持海洋渔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出口;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着力优化海洋渔业结构,促进海洋渔业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渔业,努力增加渔民收入;完善渔业发展政策,保障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