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老龄化时期城乡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照料负担

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数据,设置老年人家庭照料负担水平指标和照料强度指标,对比分析城乡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负担和照料强度。研究发现,日常活动能力受限后,镇和乡村老年人的照料负担重于城市老年人;城市老年人的家庭实际照料人数明显少于镇和乡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城市老年人的照料强度高于相应的镇、乡村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加重了城乡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强度,且在城市老年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患重病后,乡村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强度重于相应的城市、镇老年人。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照料负担具有显著影响,有效降低家庭和社会照料负担需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建设立足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     

夫妻非农就业与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

农村妇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为农村妇女赋权赋能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实现家庭和社会和谐，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文章首先基于相对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剖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作用机理，其次使用CGSS(2017)数据基于广义精确匹配（CEM）方法建立逆概率加权回归（IPWRA）模型，分析夫妻非农就业模式的差异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影响，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ME）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是影响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取决于夫妻双方就业模式的差异，妻子非农就业主要依靠性别角色观念和收入效应赋予农村妇女“能力性”领导权，丈夫非农就业主要通过让妻子递补性地承担家庭决策赋予妻子“缺席性”领导权，而且不同的夫妻就业模式对子女教养、父母奉养、家庭用品支出分配以及购买高价家庭用品等事项决策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对自身及其子女教育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6年辽宁省农调队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就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对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以及影响下一代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村妇女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且可以促进农村家庭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转移在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与农村教育发展二者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建构自我健康评价、体质指数BMI和近期的身体状况作为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度量指标,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赫克曼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观测数据所带来的自选择问题,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国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和获取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对农村男性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年龄、婚姻、教育、户籍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家庭老年照料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吗?——基于两阶段残差介入法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照料者的家庭照料负担日益加重.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利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探讨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老年照料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之间存在内生性,忽略内生性会低估照料责任对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预测值替代法会高估照料父母公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程度;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是解决非线性模型内生性的有效且一致的估计方法,女性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12.46％;这种对就业决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城镇女性、与父母公婆同住以及兄弟姐妹数量少的女性中表现的更为严重.文章的结论为我国制定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老年人照料负担比:一个基于宏观视角的指数构建及对中国的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老年人照料负担比”指数,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老年人照料资源供求关系及其变化的趋势,并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老年人照料负担的特点.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老年人照料负担仍处于较轻阶段,但分省来看,在照料负担的水平、城乡差异及差异格局上都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从未来的变化趋势看,中国的老年人照料负担将持续提高,在2030年代进入重负阶段,2040年代进入超重负阶段,2080年可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照料负担最重的国家.在老年人照料人力资源供求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除了传统的非正式照料支持系统,还须建立正式的社会照料支持系统.因此,无论是社会民众还是政府都需有长远的目光,社会发展也需要更为适应老龄社会的长远制度安排.     

子女外出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

老龄化背景下,成年子女的异地流动增加了中老年人的健康负担,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倾向分值匹配法,实证考察了农村地区成年子女跨省外出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有子女外出的家庭,中老年父母的主观健康如自评健康、认知状况和抑郁程度较差;客观健康也受到不利影响,患关节炎、胃病和肺病的可能性更大。基于收入考量的子女外出确实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但同时也增加了父母从事隔代照料的可能性。隔代照料负担的增加可能是子女外出对父母健康有不利影响的原因。     

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把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分为家庭照料和社会化托育服务,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交互效应检验,考察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与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相比,其他家庭照料主体参与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父亲参与的照料能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提升约30%,而祖辈照料则使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提升约58%。另外,选择社会化托育服务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检验表明,母亲照料1-2岁和2-3岁随迁子女会使得其就业概率更低,分别是照料0-1岁随迁子女的9.4%和7.7%。     

“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

农村妇女往往承担着家庭照料和挣取收入(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双重角色,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趋向女性化发展的情况下,考察其劳动供给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2011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讨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妇女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新农合"乡级、县级、县外医院住院报销比例和年度住院封顶线对农村妇女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既有利于弥补男性农业劳动力外出所致的农业劳动不足,也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因此,文章认为,在今后的政策安排中,需要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投入,健全和完善"新农合"制度,提高农村妇女的健康福利及受益水平,从而达到农民增收和保障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安全的双重政策目标。     

农户非农收入的影响因素:对江汉平原5县市的考察

以前对于农户非农活动的研究主要是在对非农行为动机的研究上,还需要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在回顾农户非农行为理论和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利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劳动力教育程度、非农活动的从事地点和所从事的职业及农户耕地面积对劳动力的非农收入影响显著,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母亲劳动供给行为与中国农村儿童健康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测度了母亲劳动供给行为对于中国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重点研究了全职和兼职母亲在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必然导致母亲照料儿童时间的减少,从事兼职工作的母亲由于工作的灵活性对于儿童的照料甚至比不参加工作的母亲更为充分;此外,在母亲劳动收入增加的正效应的作用下,母亲从事全职、兼职工作对于儿童健康有正的影响,但兼职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住儿童健康对于母亲劳动供给的反作用之后发现,母亲在儿童0～2岁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对儿童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江苏省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对江苏省农村的问卷调查,建立Probit模型来研究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女性从事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且文化程度越高者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就业;拥有技能的女性通常选择外出就业;配偶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比配偶纯粹务农的女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另外,相比较于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苏中与苏北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当地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外出.     

我国老年人口负担:一种经济学的分析

研究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老年人口负担问题应该从经济和社会含义的深层次上去分析。本文运用莫迪格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和机会成本等有关的经济学理论和概念,对老年人口负担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分别从老年人口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老年人口负担是客观的、一定的,无论是经济负担还是生活负担都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含义,而经济是基础性、决定性的含义。提出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是解决我国老年人口负担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²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模型分析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提高5.51%2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模型分析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提高5.51%¹7.04%,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和"差"的概率分别提高0.24%和0.10%。照料活动对于女性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上的差异。城镇地区女性从事照料活动对健康的影响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少于3人的女性因照料老年人导致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增加7.63%;对于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提供照料使她们过去四周患病率上升6.66%;提供照料帮助还对不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有显著影响,使其自评健康水平下降7.41%。此外,高强度照料活动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     

照料史、隔代照料对我国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Harmonized CHARLS的研究

现代社会家庭规模以小型化和核心化为主,但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孩子的生养教化等功能仍由家庭承担,很多祖辈依然承担着照料孙辈的任务,隔代照料在现代社会仍发挥重要作用。隔代照料对照料者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因"居住安排"而异,同时照料状态的转变,即照料角色的获取或退出、持续或中断等不同"照料史"的变化对照料者的健康也有影响。本文采用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45-80岁的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运用滞后变量回归模型,从"居住安排"和"照料史"两个维度研究隔代照料行为对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且提供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健康有改善作用;照料史的动态变化影响照料者健康,新进入照料角色对照料者的健康有改善作用;在照料孙辈的同时,祖辈出于利他主义动机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能显著改善其健康状况;男性在提供隔代照料过程中更容易经历健康的亏损,尤其是单身的男性照料者;以上结论仅适用于70岁以下的照料者,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长期提供隔代照料会加重健康负担。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性别视角下的迁移历程研究——基于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分析

利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生命历程数据,探究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迁移历程及其性别差异,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解释重要生命事件(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对男性和女性迁移历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生年代人口的迁移历程呈现明显的队列差异和性别差异;与1940～1949年和1950～1959年出生队列相比,1930～1939年和1960～1969年出生队列在迁移高峰年龄(20～24岁)时的政策限制较少而终身累计迁移频率更高,性别差异也更显著;教育和非农就业转移会促进终身迁移机会,较早结婚和较多生育的作用则相反;非农就业转移对女性的多次迁移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会缩小男女之间的迁移差距;结婚和生育会降低迁移概率,而离婚会增加迁移概率,这些事件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人工智能、劳动力需求与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如何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分别产生了替代和互补效应;工业机器人使用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冲击进一步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对低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替代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大学本科入学概率,对高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显著提高了个体的高中和大学本科入学概率,二者都抑制了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选择;人工智能普及有助于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口质量和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影响。建议完善职普融通的教育结构,适应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