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史家为学术事业奋斗不止的勤奋精神

本文用大量的史实论述了宋代史家为学术事业辛勤耕耘、奋斗不止的可贵精神。时至今日，不为金钱所挠，专心从事科学研究的精神，值得提倡。     

张尔田学术·师友叙论

晚清民初 ,以文化保守派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为学术界所忽略。因为他们处于学术的非主流地位 ,尽管其治学有独特高明处 ,也不为学术界所看重。以张尔田为切入点 ,从家学、师承、师友的层面揭橥了晚清民初文化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新学与国粹之间的矛盾心态与学问趋向     

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

在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鲜有人具有梁启超那样深刻的世界眼光。其眼光之深刻，不仅大大超过其他戊戌时代人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代人，即便按百年后的当代标准看亦如此。梁启超提出的建立一种保留中国文化的本质却不同于原有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却不为所化的新文化主张，对于９０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彻底性”文化传统

本文在文化层面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和特定文化传统的载体。文章首先阐述了德国文化的"彻底性"文化传统,然后从学术理想、学术方法、学术结论等三方面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彻底性"文化传统,最后指出,以广义的、整体的"大文化"为背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啻为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无理扣押,成为俘虏,副军长项英突围中被叛徒袭击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然而"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获得新生,刘少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新闻统制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借助于中央社对国内新闻的垄断权,不仅控制了所属报刊的信源,而且通过中宣部控制了民间报刊的报道及社论导向,试图利用战时新闻统制把事变定格为单纯的整饬军纪,而非党派间的政治问题。重庆新闻检查所严苛审查《新华日报》的消息采编,使得“皖南事变”真相难以在重庆传播。国民党中宣部、三青团唆使重庆报业公会拒绝派送《新华日报》,试图切断该报的发行渠道。中国共产党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一日双版、发行增刊的办法予以应对;借助外国记者的向外报道,突破国统区的新闻统制;就中共代表是否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引发的媒介关注,把“皖南事变”部分真相传播出去。     

青辉千古风霜铸情——扬帆在盐阜区文化活动纪事

"皖南事变"的首批突围者扬帆,来到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在陈毅代军长的直接领导下,积极投身根据地文化建设事业,组建"文化村",发起成立"湖海艺文社",团结八方云集此地的文化名流,为抗战宣传,为苏北新文化运动,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在华中乃至全国产生较大的反响.     

《清代朱卷集成》研究及利用探讨

目前对<清代朱卷集成>的研究及利用,多局限于文本本身述及的内容及相应的学科领域,这是当前<清代朱卷集成>不为学界广泛重视的原因所在.为此,文章举例指出只有超越文本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才能拓宽<清代朱卷集成>的学术价值,才能使其作为文献资料的学术张力真正为学界所关注.     

鲁迅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过多层次的深入研究,成果极其丰富,而他同时又始终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不为古老的传统所束缚.鲁迅整理古籍采用严谨的乾嘉学派手法,一向坚持凡事求"真"的纯学术态度;但他又决不限于资料的整理,更着力处还在通盘地研究小说史、文学史,同时在历史、汉字、碑刻、画象、宗教等方面也都作过深入的研究.在方法论问题上,鲁迅既不喜新厌旧,也不墨守成规,即使运用古老的传统方法,也颇有新的发展.鲁迅很好地处理了追求学术之"真"与完成战士的使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惜他后期已经没有整段的时间从事规范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了.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在学科体系、历史观和方法论、重视民族风格和史学遗产以及史家自身修养的境界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的研究,对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史学吾华遗产富,继承批判莫相侵”——论吕振羽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与超越

吕振羽在治史生涯中能够取得诸多成就,多得益于其对中国古代史学家,尤其是清代乾嘉学派治学思想、精神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吕振羽倡导经世致用、据实立说;重视史料的广搜博征和严择慎取,为自己进行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又在治学理论、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实现了对乾嘉学者的超越,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期 ,梁启超、钱穆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在研究中 ,力戒门户之见 ,注重揭示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兴衰的内在因果关系 ,重视汇通中西文化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探讨 ;中后期 ,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清理发掘了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近二十年来 ,清代学术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内容涉及对清代学术史的专题研究 ,也有对清代某个学者的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化观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政策的指引下,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讨论中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他们的探讨结合了自身对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学术进程,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总结也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政中心原因探析

皖南事变前,盐城一步步成为华中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皖南事变后,盐城进而成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通过梳理相关史料,认为这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英明决策,也反映了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们不畏强敌、进退有度的执行力和行动力。     

“波穆之争”的来龙去脉及其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历史学家波尔什涅夫和法国历史学家穆尼埃之间就17世纪法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的一场辩论,作为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之间一场成果甚丰、影响深远的学术交流,是世界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但却长期为我国史学界所忽视。波穆之争直接涉及有关法国大革命起源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自然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但更重要的,也许还是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如何通过提升自身的科学性来推动世界历史学发展这一问题上提供的一些启示。     

历史观、方法论与西安事变实证研究

通过对以往西安事变研究历程、成果状况及发展前景的扼要评述,强调指出环境的宽容和心灵的自由是学术创新的两个基本条件,以及加强史学理论修养和积极同现实对话的重要意义,侧重从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高度,倡导开展西安事变的实证研究和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