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延绥镇长城修建与战争及气候的关系

延绥镇是明朝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侵设置的九边重镇之一,该地长城修建于正统、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这一时期是明代气温变化的低峰期及北方草原蒙古族挥鞭南下的频繁期。这种对应现象的产生与游牧经济对环境很强的依赖性以及其和农业经济间强烈的互补性有直接关系,而长城因修建在农牧经济的过渡带,客观上发挥了通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功能。     

明人内阁性质观点述评

由于朱元璋对外朝和内辅领袖的猜忌,明朝内阁始终没有从制度层面被明确为像以前朝代那样普遍存在的具有政务统筹、内辅作用的机构;而行政体系运行的惯性又要求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存在。明代朝野对于内阁的指责,既有不尊祖制、越位,又有缺位、不作为。而明朝人士关于阁臣"只备论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与"虽无相名,实有相职"的矛盾性论断,恰恰反映出内阁地位的尴尬和明朝中枢制度设计的缺陷。     

《绿野仙踪》与嘉靖奉玄

《绿野仙踪》以明朝嘉靖时期为历史背景,在讲史这部分内容与历史的契合点较多。嘉靖皇帝是明代尊崇道教最为虔诚的皇帝,《绿野仙踪》对嘉靖皇帝的崇道奉玄有所描写,再现了明朝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历史厚重感。     

明代鄂西土司贡马制探析

明朝定鼎南京后,鄂西土司陆续表示臣服,积极前往贡马。考察鄂西土司贡马的频率和规模,以嘉靖四年、二十二年为节点,可分为三个特征迥异的阶段。贡马不仅仅是土司履行义务的载体,更是土司开展文化交流和赎罪的工具。嘉靖帝令土司贡马"易银储库"后,贡马数量骤减,也反映明代马政发生显著变化。鄂西土司的贡马未能发展成为"茶马互市"制度或朝贡贸易,原因在于其政治意义远高于经济意义。贡马不仅彰显明朝对鄂西土司的"羁縻"性质,更是中央王朝与鄂西土司互动的媒介,是明朝在武陵山区构建有效统治秩序的象征。     

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及其特点

一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明朝官方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它在明初占有独尊的地位。成化弘治以后,长期被压抑的陆九渊的心学开始抬头,王阳明则公开地打出了陆学的旗帜,以(?)扬他的良知学说,给了儒家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一个极端地发展。嘉靖以后,陆王心学在思想界风靡一时,《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门徒徧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我们先谈一谈这个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明成化时期青花缠枝纹装饰艺术特色探析

明朝成化年间的青花瓷由于瓷器造型、胎釉、青料、纹饰及绘画工艺技术诸多方面的变化,其艺术风格独具魅力。明朝成化青花缠枝纹色调鲜丽清新,构图疏朗工整,线条显现阴柔之美,体现了明成化一朝细致柔美的女性审美情趣。     

陈纲案与明前期对赃官的惩治

成化年间河南南阳府舞阳县的陈纲案,经按察司、巡按御史、都察院、刑部审理,历经四年最后由皇帝定案,为审视明前期对赃官的惩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明前期的司法,是在洪武祖制的格局中对祖制进行有效调整的过程,其成果在弘治十三年《问刑条例》中得到确定。陈纲案是这一过程的具体展示。陈纲案中,"还职""为民""冠带闲住"等不同发落方式的提出,体现出明前期在惩治赃官时对祖制的坚持与反思、对《大明律》与条例关系的理解与利用以及对司法公正与"为贪墨者之戒"之间不同目标的调和。     

试论明世宗尊崇武当道教及其社会影响

自明成祖开始,明朝历代皇帝重视、扶植武当道教,以明世宗最为用力。明世宗对武当宫观进行的雏修是明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使武当山宫观建筑群在明朝200余年中始终完整坚固、精美壮丽。明世宗对武当山香税加强了管理,结束了此前的混乱局面,增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明世宗对武当道教的崇拜,客观上促进武当道教的发展,使武当道教在明嘉靖年间达到鼎盛时期。与此同时,明世宗因为沉溺武当道教而疏于朝政。为明朝由盛转衰埋下了隐患。     

海瑞巧谏嘉靖帝

明朝嘉靖年间,赋税繁重,民不聊生,而当时的嘉靖帝不理朝政,朝中文武百官明哲保身,没有一人敢向皇帝进谏。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褒崇”牌坊后的生命叹息——梁焯研究

梁焯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时期佛山人，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作为南海士大夫集团成员之一。对佛山的宗族、政治和经济影响较为深远。他始终追随王阳明．崇尚理学．有不少佛山弟子。在思想史方面，梁焯对佛山的影响不可小觑。但梁焯研究进展缓慢．而且还存在不少误区。笔者希望通过家谱族谱和各种相关史料整理、考证、分析和研究．使人们能够加深对这位佛山著名历史人物的了解。梁焯的从政经历．特别是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文献资料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需要更多的人去发掘研究。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宗法观念是其基本特质之一。本文即是以这一特质为出发点,论述在宗法观念支持下,汉初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新考

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确实大幅削减,但此后宗禄拖欠问题依然长期严峻。正是万历十一年的周府岁禄拖欠问题,直接触发了宗禄定为永额举措的出台。先由钦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与各抚按及各该亲郡王条议,数年后又经廷议,万历十八年六月明神宗下令将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并辅以其他重要条款。直到万历末年、天启年间,随着明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和持续,天启五年明熹宗下令也将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宗禄定为永额。宗禄定额举措陆续出台后,宗禄的拖欠依然时有发生。因为明朝宗禄的总额实在太过庞大,加以农业灾荒、地方拖欠等原因的制约。但明朝毕竟在明亡前已经根本控制了各地宗禄的继续增长势头,在宗禄时常拖欠的背景下,宗禄定为永额之举,确实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宗藩的生存危机。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 ——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周索、戎索与周初分封

“商奄之民”与殷人同为商人后裔 ,故鲁、卫“皆启以商政” ;商、周均为农业民族 ,故鲁、卫“疆以周索”。夏人处于游牧阶段 ,其生产生活方式适用于戎狄部族 ,故晋国“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齐太公望初封时也“因其俗 ,简其礼”。顺应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施政 ,是周王室为新封诸侯制定的共同原则。周初分封是周人对异姓部族邦国原住居民进行直接统治的初次尝试 ,由此引起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而上述原则是周初分封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     

顺治时期中朝之向的封与贡

册封与朝贡是清季中朝宗藩体制的重要特征.依据宗藩体制,朝鲜国王、世子、王妃均须得到清帝册封;同时,朝鲜国王须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使节到北京朝贡.封与贡既是宗藩体制的礼仪,也是维护宗藩体制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