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的理学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在明中后期儒释道三教融合日趋之时,湛若水区别于佛道的"空无",主张心气结合,提出心气二元说;在道德修养上,区别于佛道的"顿悟",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达到了对天理的客观内涵的把握;依循儒家理念的湛若水,力图与佛老划清界限,反对心学流向禅学,其思想并没有偏离圣人修身治事之旨、流入虚寂之境;体现在政治上,便是倡导儒家积极入世的经世精神,强调"内圣外王"。     

包世臣与晚清今文经学经世思潮的传承

经世思潮的盛行,源于乾嘉年间常州学派的提倡,而至龚魏时则大为显耀,成为学术界的翘楚。传统观点认为．今文经学在常州学派的提倡下,转变为经世思想,后被龚自珍、魏源等接收,演变为道光年间的显学。然而,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承接却讳莫如深,或者牵强。事实上,包世臣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将常州学派的思想传递给龚自珍、魏源等,进而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盛行。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唐中叶的经世之风与元白经世之诗

本文认为 ,中唐进言之门的敞开 ,谏诤之道的畅通为元白讽喻诗的出现提供了必备的社会环境。而中唐对士风的重塑又引起了学风的变化 ,务实有为、崇尚道德节操为当时所提倡 ,时代要求诗歌发挥经世致用、美刺讽喻的现实作用。就唐中叶学术思想看 ,《春秋》学派影响最著 ,其最大的特点是屏章句之学 ,以变通的眼光探圣人之本旨 ,求救时救弊之方。《春秋》学派以学干政、以学干时的精神对元白讽喻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以编选《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使魏源掌握了倡导改革的理论上和史料上的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他所具备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素质,标志着其经世思想走向成熟。     

从郑善夫的文学演变认识阳明心学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兴起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文人深受影响,因此改变了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不同于之后的唐宋派、性灵派作家,此时的文人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没有形成全新的文学派别、文学观念,然而他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性灵派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末士人拯世情怀与经世意识述论

在元末王道失坠、纪纲不振、教化凌夷、吏治腐败、风俗颓废之际,广大士人的卫道精神、拯世情怀骤然升腾,更趋强烈。他们或入仕为宦,拯时济世;或评论时宜,建言献策;或务求实学,引领学风。虽然迫于时势,士人的经世意图屡遭摧抑,极难如愿,但他们的经世努力,无疑彰显了其浓郁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针砭时政、排难解纷、矫正世风的重要历史作用。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方苞的实学、心学与佛老思想发微

方苞以“程、朱之后”自任,在坚守程朱义理的同时,也游于“程、朱之外”,对颜李“实学”、陆王“心学”以及佛老思想发表议论。他敦崇颜李,主张“济于实用”之学;共友阳明,秉持“毋标讲学宗指”的评价原则;承认佛道“彼家有人”,济佛老而入儒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程、朱理学地位。学界曾提出过“程、朱之后”“程、朱并世”“程、朱之前”的方苞人设,而“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是桐城之学能“适时调整”,并绵延成派的动力所在。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试论浙东学术在中国学术之地位

浙东学派是中国最有名的、地域性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术既是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也是中国学术的精髓。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浙东学术这一地域文化在中国学术之地位     

邵廷采《西南纪事》与《东南纪事》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体现邵廷采历史叙事成绩的《西南纪事》《东南纪事》两书的成书时间与流传、体裁与内容、历史地位等问题,作了分析。     

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

浙东蕺山学派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密切得多.鄞县人朱宗元是浙东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其出生时间应为1617年或稍早,而不是目前所说的1609年;他受洗的时间应为1638年,而非目前所说的1631年.经朱宗元介绍,刘宗周的学生张能信成为天主教徒.张能信的父亲曾投靠魏忠贤,而其岳父则是魏忠贤的反对者,张能信皈依天主教,可能与这种家庭背景有关.明朝灭亡后,朱宗元很快归顺清朝,而张能信则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黄宗羲与张能信同是刘宗周的弟子,同是抗清战士,但黄宗羲却没有提到过张能信,其原因很值得深入研究.此外,黄宗羲的好友魏学濂等人也与传教士有着密切的联系.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价值内涵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人学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人学、精神人学和感性人学。马克思确立“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人文价值诉求,从批判和解放“抽象的人”开始,到扬弃“异化的人”,再到“全面发展的人”,成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主要演进思路和人文价值内涵之一。在实践基础上确立的生成论思维方式合理地说明了人与世界的相互创生的关系,成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另一人文价值内涵。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定位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要引导学生注重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实践定位是现代社会发展和应对国际挑战的需要,更是培养具有创新型和实践型人才的需要。究其本质,实现人（师生）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定位的出发点和最高价值追求。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则在于树立“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的教学理念和学会理论联系实际,最终达到知行转化的目的。     

明清实学思潮下学术精神的新特点

明清时期,实学思潮高涨,学术研究由空谈性理向务实求真转变。在学风转向的大背景下,学术精神出现了新特点:"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受到推崇,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从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精神的表征;"实测而知"的科学精神得到重视,严密推理、实地验证、注重证据等思维方法渗透至经史研究中,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精神;"明道救世"的致用精神高扬,人们普遍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使学术更加关注社会;"君王皆贼"的启蒙精神形成,人们对专制政治的弊端及危害进行了研究和批判,显露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辉,并成为后世中华民族反对独裁政治的精神来源。以上四点集中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学术精神,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主流。     

黄宗羲教育思想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流弊的同时，特别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提出的学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从总结明亡教训和清算理学的斗争中形成的，是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重要内容。他提出的宽于取士，严于用士的取士制度改革，公其非是于学校的办学主张，实用广泛的科技教育思想及学用一致的教学思想对清初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及近代实学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非本体论批判向度和弱本体论历史语境

马克思实践哲学第一次确立了哲学理论的实践本质,开始了哲学从抽象本体论思辩向现实实践分析的转向。马克思是在实践观与哲学观的双重更新中实现这种转向的。马克思的实践观深刻地体现了自然、人与社会的实践现实性和相互构成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关于实践根本问题的抽象思辩。但是,实践哲学本身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运动和过程,马克思并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驳倒本体论哲学,而且,由于历史环境与历史语境的限制,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仍然隐含着一定的本体论支撑。     

浙东学派编年史的学术创意与构想

浙东学派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重要学术流派。目前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是编年史研究工作的缺位,已经成为制约浙东学派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大瓶颈。建立在坚实文献基础之上而编纂一部《浙东学派编年史》,不仅可以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完成对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而且可以在一个新的学术起点上推进浙东学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通代与区域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并为当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     

论东林讲学议政与明末经世致用之学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针对明末的政治黑暗和学术空疏,讲学议政、急当世之务,提倡学以致用。东林学派开创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整个十七世纪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