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

东汉户口总数记载之间互有矛盾,被学者称为东汉户口总数之谜。但通过仔细分析,发现这些户口之谜,有的是史书传抄中的错误造成的,有的是后世学者的误解造成的,有的是后人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续汉书·那国志》及注中所载的东汉户口,大部分还是可信的。     

论史志目录的书写方式及其学术价值——兼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续编》

史志目录是指古代正史、国史及典志体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清代以来对历代正史中所缺艺文志的补纂之作,还包括后人对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当以记载"一代所藏"为正体,其意义不仅在于记载了一个时代的藏书情况,而且通过对这些藏书的记载,可以考察典籍在后世的流传情况,以及学术发展的源流,并反映某个时代的学术文化风貌.史志目录不是单纯为了记载图书名目而作,而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而"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再进而"经天纬地,资治赞化",服务于王者的政治教化事业,由此亦可见古代圣贤以学术指导政治之构想.此外,史志目录全面系统,对古书考辨与学术研究有重要作用.     

汉牍《户口簿》探析

近年出土的木牍资料,为我们揭示了汉代郡、县、乡三级《户口簿》的基本内容。但三例《户口簿》在格式与内容上存在不少差异。《二年西乡户口簿》在记载西乡户、口数量的同时,还记载了大男、小男、大女、小女的人口数。纪庄木牍《户口簿》记载了东阳县及其所辖6个乡的户、口数量。《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记载了乐浪郡及其所属25县的户数、口数的情况。但纪庄木牍《户口簿》和《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都没有人员的分类记载。《户口簿》只是上计簿中众多人口数据来源的簿籍之一。     

《客座赘语》的文献价值

<客座赘语>是明代笔记的上乘之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典章制度类的记载,可补正史及官私史乘之阙;社会风俗类的记载,可为治国理民提供历史借鉴;文坛掌故类的记载,可为考察明代文人生活提供丰富的史料;文物古迹类的记载,可为后学集古稽往释惑解疑.     

小凤仙在沈阳最后的爱与哀愁

核心提示：她一直是一个谜。 正史之中并没有关于她的记载，甚至连她的生卒日期都没有能说清楚，她曾是名动公卿的名妓。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 595人.     

明代都司卫所人口数额新探——方志中两组明代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的评价

现存明代及清顺治时期刊行的五种方志,记载了洪武、嘉靖时期两组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洪武时期人口数据较为可信,经校正后可知陕西行都司洪武末年人口在六万户、十六万口以上。嘉靖时期人口数据较洪武时期有明显下降,不符合明代中后期陕西行都司人口增长的历史趋势,难以采信。陕西行都司人口构成中,军籍人口占据了绝对数量,卫所代管的民籍户口、归降蒙古部众等其他人口,并不都包括在人口统计范围内,所占比重较小。以陕西行都司为例,如果我们认为军户有原籍的多数都被登记到黄册系统之中,则卫所代管的民籍人口和其他归降、寄住等人口数量,相对于明代洪武年间"两京十三省"数以千万的户口数据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进行明代人口总数的探索时,似乎也不必过分纠结军事系统(都司卫所)人口数量。     

一本关于明末贵州历史的珍贵史料集——评《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

古代贵州曾被视为蛮荒之地.明代以前,历朝历代的中原王朝对贵州或实行羁縻政策,或册封土司直接管理,并未对贵州进行直接统治.更令人遗憾的是,正史和野史对明末以前贵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状况,均没有详细记载,在许多方面都是空白,致使研究贵州古代历史的史料极其匮乏.     

元代买卖女口现象初探

元代女口买卖现象很普遍。蒙古入主中原后,官军掳卖女口、籍没妻女断给仇家,使女口买卖呈现出新的特色;由于社会需求的存在,转卖过房男女也是女口买卖的重要形式。     

“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简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鸾鎞记》与晚明才女文化

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发达,不仅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也为男性文人创作佳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灵感。叶宪祖《鸾鎞记》不仅成为晚明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活的艺术剪影,而且在明末演出亦颇受欢迎,直到清初还在搬演,舞台影响力可见一斑。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明代志怪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德观念

通过对明代志怪小说中以鬼为中心的女性形象分析,发现志怪作者秉持着儒家教化观,在女性形象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浓重的女德观念,其具体表现为生育与持家;加之它又是建立在明代士人的修齐治平理想之上,所以明代志怪女性形象承载的是男性作者的女德观念。同时又与男性的内在欲望结合,成为了男性单纯的性幻想工具。女鬼形象由道德的木偶变为人性的反映,从而扩充了明代志怪女性形象的内涵。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傅承洲$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中国北京100081~~~~~~     

冒辟疆和他的三个园子

冒辟疆史称明末四公子之一，本文根据史实说明明末清初易代之际冒氏对当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干预与作为。“朴巢”、“水绘园”和“匿峰庐”这三个园子可以说构成他生命中三个时期的缩影。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