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越宗藩关系与清朝保藩固边

近年召开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有人提出:中越宗藩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由于思想上的疑虑,耽心此涉外问题旧事重提,会有碍于中越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关系,故避而不谈。也由于认识上的偏见,把这种关系看成是“无关轻重的历史残迹”早已名存实亡,故漠然视之。因此,这是一个虽值得重视,却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很有必要议一议,论述近代中越宗藩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清朝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为了保藩固边,进行援越抗法是否正确?本文管窥蠡测,期待读者教正。     

试论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渊源

随着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历史上的中越宗藩关系问题愈来愈为学术界所重视。中越宗藩关系存在长达一千余年,它是如何形成的呢?许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二,一是以彭大雍、范宏贵为代表,他们认为“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同源共祖的血缘关系,山水相连的地域关系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它是中越两国政治上的依存性,经济上的相需性,思想文化上的共同性所维系而长期     

权力话语视角下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研究——以中法战争前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为例

中法战争前,法国殖民者向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为了便于交涉,晚清政府尝试运用国际法来论证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反而使清廷陷入有理难辩的话语困境。文章结合权力话语理论,从话语霸权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及其原因。     

从东亚朝贡秩序到近代国际秩序的转变——中法战争后之中越关系透视

19世纪末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越南继琉球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与中国断绝宗藩关系的重要朝贡国。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开始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国际关系向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转变。在此影响下,中越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一种新型的中越关系自此开始。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越南开国传说与中国历史文化渊源

公元10世纪中叶之前,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区隶属于中国中原政府所直接管辖的范围。公元968年,越南立国,之后仍然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着长期的宗藩关系。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其开国传说即包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元素。鸿庞氏传说和安阳王的传说无不打上了深深的中国文化的烙印。     

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

"球案"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琉球的归属权的争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看到亚洲古老的宗藩关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处心积虑地要确立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的领土主权。这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加以分析以及对近代国家观念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而中国清政府依然固守着宗藩关系的陈规,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体谅自己保卫属国的责任而干涉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球案"折射出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重大差异,这种外交理念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国际体系的冲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及其迥异选择。     

开展关于宗藩制度的研究

开展对我国历史上宗藩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能加深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等爆发原因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消除对历史真相的某些误解,澄清某些人以封建宗藩关系为近代殖民主义辩护的谬论。我院近代史系教授丁名楠在一次讲课中着重谈了这个问题。     

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执行了一条凌乱不堪、顾此失彼的对朝政策,跨越了宗藩体制的樊篱,过多地干预了朝鲜的内部事务,带有了"条约体制"或"殖民体制"的成分。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在新形势下对中朝交往准则的诠释,是向世界宣布中朝宗藩关系的宣言书,是李鸿章外交智慧、外交手段的体现,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崭新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它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1882—1895年间,李鸿章、清政府在朝鲜所有举措的历史合理性。     

清政府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原因探析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力图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与中国的安全息息相关,洋务运动的开展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实力,当时远东的国际形势在客观上有利于清政府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     

中国传统涉外思想对越南的影响

中国传统涉外思想中,宗藩关系是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基本模式,为汉文化圈各国所效仿.越南自古受到中华文明的熏陶,将这种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宗藩关系理论应用于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形成所谓的“越式华夷秩序”为核心的亚宗藩关系.这一涉外思想对越南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越南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     

十九世纪亚洲的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

十九世纪亚洲的国际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宗藩体系,是封建的国家关系。清朝立国后,通过在武力征服及继承明代宗藩关系基础上建立了由宗主国清王朝和七个藩邦所组成的东亚华夷秩序;另一种是殖民体系,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扩张,亚洲多数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列强在亚洲建立起殖民体系。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封建性的君臣依附关系,后者则是占领与被占领、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十九世纪亚洲的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

19世纪亚洲国际秩序分为两种 ,一种是宗藩体系 ,是封建的国家关系。清朝通过在武力征服及继承明代宗藩关系基础上建立了由宗主国清王朝和七个藩邦所组成的东亚华夷秩序 ;另一种是殖民体系 ,1 9世纪中叶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扩张 ,亚洲多数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列强在亚洲建立起殖民体系。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有本质区别 ,前者是封建性的君臣依附关系 ,后者则是占领与被占领、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专题视点: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一条孤立的航线和几种大宗商品的海上贸易，它应该是多维的系统。除多线航路系统不论，多边贸易系统亦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即商品并非只有中国的丝瓷、茶叶，商船并非只有中国的帆船，19世纪以来，英、法、美等新殖民帝国取代葡、荷、西等老殖民帝国，在环南海地区扩大了殖民地，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不仅欧美的服饰、文化、医药、军工产品继踵而来，而且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鸦片、香料及橡胶、石油等工业原料也逐渐成为大宗商货。海上丝路千帆万船，仆仆于道，但人们的活动远不只经贸那么单纯，相互之间的政治、文化影响也一直相随其中，这就是多元交流系统。为了深入研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多维系统，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会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同仁，通过“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1405—1945年间中国人在环南海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活动及中国文化影响产生的地理景观为切入点，探讨作为这些活动主营力的人口本身的空间移徙、社会组织及其生存发展方式，深入发掘环南海文化圈的底蕴，阐明环南海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形成的空间过程，华侨华人拓殖空间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期“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专题特推出三篇论文，对中越宗藩关系影响下的越南疆域与政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经济地理进行深入解剖，比较鸦片战争前后宗藩关系与非宗藩关系体制下的环南海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以往对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朝贡体系或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剖析。《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一文通过详细的材料分析，指出阮朝建立初期为解决过长的南北领土与有限的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借鉴西山朝“三分统治法”创制的“京—城”区块结构，其内部仍叠套有圈层结构政区，并且由于出现诸多弊病，不得不很快中止，仿效宗主国清朝改行督、抚、布、按分权共治的省制，而没有按照其支持势力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充分说明宗藩关系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关于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有人曾消极认为“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恰好就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和多层面框架，《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和《英属婆罗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1840—1941）》两文就是例证。前者论证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粤、闽籍商人源源不断前往越南，涉足商业、矿业等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政治互信，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越两国之间不仅存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而且在经济上紧密依存，华商构成了清代中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见证了清代中国对越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后者论证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华人移民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在英属婆罗洲地区进行农、工、商业经济开拓，奠定了当地经济地理格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同时也客观指出，华人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华人商业较为封闭与内向，主要依靠外埠华人或欧人公司与其他地区发生经贸联系，华人经济活动格局既与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也是英国殖民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素为学界薄弱环节，为了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出国门，我们愿抛引玉之砖，作一尝试，望方家不吝赐教。     

明清中琉宗藩关系对琉球社会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间保持了五百年的宗藩关系。中琉两国的密切联系对琉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中琉间的宗藩关系不仅是琉球政权稳定的保障,还为琉球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儒学在琉球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这对今天东亚地区各国的交往仍有借鉴意义。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人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