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三结合”:农村家庭生育观念转变的催化剂

控制人口数量 ,需要降低生育率 ,实现生育转变。只有实现生育观念的转变 ,才能说完成了生育转变。农村传统生育观念有其形成和存在的环境 ,其转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计生工作“三结合”活动的开展 ,正是通过利益导向对农民生育观念的影响 ,引导、加速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 ,形成新的农村生育文化。吉林省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并保持低水平稳定、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 ,证明了“三结合”这种计生工作模式的作用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田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     

中国的城镇化如何影响生育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文章采用1980²010年全国30个地区的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质量城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及差异。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生育率下降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存在空间外溢效应;生育观念的扩散效应和生育行为的模仿效应是城镇化发挥作用的基础;不同质量的城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户籍人口-城镇化"对本地生育率影响较大,而"流动人口-城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说明人口流动是生育观念传播扩散以及生育率地区差距缩小和收敛的重要原因;城镇化进程中生育率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计生政策约束的后果。未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发展,全国的生育率(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生育率)将超越适度低生育率的目标而继续下降,尽快放宽计生政策,研究出台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有助于防止生育率过度下降。     

制度创新与人口控制

展望90年代我国的人口控制,城市基本上实现了生育一胎化,生育率已不可能再进一步降低;农村局部地区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可以加强管理进一步控制,但从总体上看农村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约束。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人口控制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进行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生育管理模式;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制度创新,创造自发或自觉控制生育行为的机制。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     

非经济性生育需求与社区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以目标行政管理为基础的人口控制方式。这种人口管理体制产生于70年代,它和当时的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然而,80年代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人口控制机制的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局限性。实践表明,它不仅未能使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甚至还无法使较低水平的生育率得以长期维持。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稳定低生育水平:新世纪的挑战与展望

背景 今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中国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卓绝努力下，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作为我们几十年为之奋斗的低生育率目标已如期实现，９０年代中国的生育水平开始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多数欧洲…     

生育水平反弹成因及对策

目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极不稳定的。笔者通过查阅统计部门的人口抽样调查信息和资料，并通过对民政婚姻登记、公安户籍登记、医院出生婴儿登记、防疫站新生儿防疫登记、出生医学证明登记的核查，结合在基层人口计生工作的调研发现，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实际还很高，如江西省九江市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仍在2．3左右，城镇下岗职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名人富人政策外超生人员增多，     

“三举措”稳定低生育水平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山东省临朐县为实现低生育水平的持续稳定，坚持把宣传、管理、服务作为实现“稳低”的重要举措，狠抓落实，收到明显效果。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建设现代生育文化是现阶段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手段

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稳定我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必须要加强现代生育文化建设。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上分析了生育文化与生育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建设我国现代生育文化的对策选择。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和作用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0年3月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然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是什么,其理论基础又是什么,这是应当界定和明确的问题。　　事实上,90年代中期当我国生育率水平刚步入低生育水平行列之时,不少专家学者即对我国的低生育率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既有低生育率的理论探讨,也有中国低生育率后果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有现实意…     

值得关注的家庭生育现代化

经过 2 0多年的努力 ,我国已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行列 ,低生育水平的实现使我国现代化的道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 ,在人口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与问题 :(1 )低生育水平在缺乏现代化基础的情况下主要靠计划生育的强制力量与诱导力量实现 ;(2 )出生性别比失调趋于上升 ,性别偏好明显 ;(3)现代生育文化与传统生育文化共存 ,群众的生育观念未全部转变 ,早婚早育、渴望生二胎心理较为普遍 ;(4)计生工作发展不平衡 ,生育率地区差异大 ;(5)政策性二胎生育对象逐年增多 ;(6)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生…     

探索更人性化的计生管理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增大计划生育管理改革力度,既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又要强化优质服务,探索更人性化的计生管理。深圳市针对长期以来计生工作简单化、技术服务行政化、宣传教育灌输化、行政管理复杂化的问题,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生育文明与我国未来生育率控制

我国的生育率变化一直以来都与生育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着我国农业社会的高生育水平,这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现阶段生育率已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标准。但是,这种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推进生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最好方法。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但对真实生育率却一直迷茫,人口规划与宣传口径与实际调查统计长期严重脱节.为了推进低生育水平研究,文章综述了低生育率类型的划分口径,并对若干生育率或出生漏报率的估计从方法上做了简要评论.借鉴国外低生育因素模型,文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发现: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式已经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文章还通过示意性测算表明,在低生育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近年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生育率反弹是我国八十年代人口控制中的一大特征

纵观一个人口或若干人口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不同年龄的年龄别生育率具有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生育率在15～19岁较低,这是由低向高转变的加速阶段;20～30岁通常达到峰值,然后逐龄加速下降。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不同时间的年龄别生育率差异也是不同的,有的差异很大。 在控制条件下,生育率峰值在20～24岁之间的,称为早期生育控制型;生育率峰值在30～34岁之间的,称为晚期生育控制型;介于两者之间的,即生育率峰值在25～29岁的,称为中期生育控制型。从中期生育控制型向早期生育控制型逆向转变,以及其间峰值年龄别生育率前移等连锁性逆向前移,就是生育率的反弹现象。     

推进城市人口计生管理新机制建设

建立“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城市计生管理新机制,是顺应形势发展,稳定城市低生育水平的重要体制保障。实践证明,成效显著,必须大力推行。但是,随着新的管理机制的不断推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稳定城市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作为人口计生部门,只有适应新形势,把握新变化,强化新理念,破解新难题,全力推进城市计生管理新机制,才能保持城市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更好地为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一、把握新情况、新问题对推进城市计生管理新机制带来的影响目前,城市人口计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