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春秋》之阙文与错简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圣经>,<公羊传>与<榖梁传>专注于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诠释,即使是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对此也屡屡涉及.至于后儒的此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即使<春秋>确为孔子所编撰或修订,这种对"微言大义"的挖掘也是以<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字讹误为前提的.本文对<春秋>经之阙文与错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意在说明后儒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挖掘多有可疑之处.     

被重塑了的"父与子"--中国现代文学的症候式阅读

本文以茅盾的<春蚕>、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和朱文的<我爱美元>为例,围绕其中"父与子"的描写,对文本自身结构及当时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进行症候式阅读,以期折射不同时代给文学本文所打下的意识形态烙印.     

《诗经》没有记梦诗吗?--从心理学层面解析《蒹葭》的主题

<诗经·秦风·蒹葭>篇历来因其抒情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内容及表现手法的游移性、朦胧性,而对其主题有不同的理解.古代经学家们多持"怀人"之说."五四"以来学者又提出"恋情"说.本文从心理学层面重新解析<蒹葭>的主题,认为<蒹葭>是一首记梦诗,以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没有记梦诗的流行说法予以补正.     

思力沉厚刻意深入--龙绍讷的哲学及社会思想

龙绍讷是清朝时期一位"思力沉厚"、"刻意深入"、"肄力于学,著述侈侈隆富"的苗族思想家.著有<亮川前集>二卷、<续集>二卷、<试帖>二卷、<文集杂俎>四卷等.<亮川集>集中体现了龙绍讷的哲学及社会思想.     

委心逐辞 辞溺者伤乱——从《文心雕龙&#183;熔裁》论《离骚》的结构

<离骚>分为多少章节,怎样分,历来众说纷纭.众多学者认为它纲领不明晰.它的结构确有问题.<文心雕龙>说的"规范本体"、"剪截浮词",它都做不到;它"委心逐词","辞溺者伤乱".拿<离骚>和杜甫<秋兴>、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等作品比较,不难发现,表现世乱伤心、狐疑矛盾的诗文,其结构、纲领是可以明晰井然的.虽然如此,<离骚>仍然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论《老子》《庄子》中"自然无为"观点的差异

"自然无为"是道家的基本思想,<老子>与<庄子>中虽都讲"自然无为",但却在大体一致之中表现出了差异,分析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道家"自然无为"这一思想,也更能体会<老子>、<庄子>的思想特色,以及从<老子>到<庄子>的思想演变.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

在<花间集序>中,欧阳炯第一次勾勒出可歌之"词"发展的大致线索,并明确提出了"清"、"清绝"的审美标准.但是,长期以来,他的词史线索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他的词学观点却遭到完全相反的理解他所反对的,变成了他所赞成的.造成这种深度误解的原因,约有四端受<花间集>词的连累;受他所采用的骈体文的影响;受他的词作的影响;受<玉台新咏>及<玉台新咏序>的影响.     

从"因性练才"说看刘勰的生态文艺观

"因性练才"说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论观点.这一观点,其基点在于论述人的天赋之"才"与本然之"性"之间的复杂关联,其核心在于阐明"才"、"性"、"体"之间互交互融、互动互感的审美生存态势,本质在于揭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统一的生态文艺观.本文以"体性"篇为基础,参照<事类>、<才略>、<神思>、<程器>、<明诗>、<熔裁>诸篇,对刘勰的"因性练才"说蕴藏的丰富的生态文艺思想予以阐明.     

《性自命出》篇心性论大不同于《中庸》说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心理心和<中庸>"至诚"本心不同,其气性论和<中庸>"德性"论也不同.从心性论角度看,<性自命出>篇不属于思孟一派,更接近荀子.或可说它介于孔子和荀子之间,为<荀子>心性论的渊源之一环节.     

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

本文目光关注见证"<小说月报>革新"事件的接受群体--"新文学阅读圈"中新文学读者,以其在革新最初几年的12-14卷<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与编者的对话,得出<小说月报>"读"与"编"之间一种类似"我们"与"先生"的关系.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的形象及刊物自身形象定位及其背后的原因;置于新文学读者的关注之下的<小说月报>在新旧文学观念上的纠缠反复均成为<小说月报>办刊方向调整中的须加考虑的潜在背景.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从上博简《诗论》第20号简看孔子的"民性"观

"民性"问题是先秦儒家一个重要理论观念.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这个观念不仅见诸<论语>一书,而且在上博简<诗论>中亦有重要表述.从<诗论>简文中可以看出,孔子通过<诗·鹿鸣>体悟到"币帛"在礼仪中的重要作用;并且由此而看出"民性"所固有的对于和谐的追求.相关简文由<诗>而论及"民性"观念,是认识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     

"郑声淫"考论

有关"郑声淫"的传统解释,多不离<诗经·郑风>,或认为"郑声"则<郑风>,或认为"郑声"乃<郑风>之音乐.前者与"思无邪"及<诗>之为经相抵牾,后者乐淫而诗不淫的观点有违"诗乐一致"的原则.事实上,"郑声"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新声",与<郑风>无关.<郑风>与"郑声"虽然都不脱郑俗的影响,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前者虽难掩其浪漫与野性,但却自然、纯净,符合孔子时代的"无邪"标准;后者则以满足声色享受为目的而有涉于淫,故孔子称前者为"无邪",而斥后者以"淫".     

《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军爵"、"公爵"条目献疑

<商君书>乃至中国古代不存在所谓"军爵",当然也无与之相对的"公爵".<汉语大词典>设"军爵"条目并在"公爵"条下列"朝廷的爵位"义项,<先秦要籍词典*商君书词典>设"公爵"条目,均源于对<商君书*境内>篇一段话的误断.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     

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天问>中的"帝何竺之"是解读作品的难点之一,从古到今一直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竺字的含义与毒字相同,它们在先秦楚文学作品<老子>、<庄子>和<天问>中分别出现,并且具有一以贯之的意义,指的都是相通、通达.<天问>中的"帝何竺之",反映的是古代天人相通、人神感应观念.毒、竺是先秦通用的楚语,保留了它的原始含义.     

从《尚书·虞夏书》的"德治"到《论语》的"成于乐"

<尚书>中的"德治"思想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儒家"成于乐"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思想的升华.<尚书>是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尚书>中的"德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