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敛了的希望"或"消失的''''萤火''''"——论左翼文化界1948年有关鲁迅"转变"问题的一次讨论

1948年,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左翼文化界内部争论的焦点。胡风通过把《狂人日记》作为五四思想革命的起点,舒芜通过将鲁迅早年形成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生命意识,视为鲁迅的“基本认识”和“道路的路基”,皆暗示了鲁迅思想的一惯性和别样性,从而引发了激烈而严厉的批评,并“株连”到已故的鲁迅。虽然此后对“前期鲁迅”的批评再也没有如此激烈而严厉,但这场批评所包含的逻辑,却延伸到后来,导致鲁迅思想遗产的彻底偶像化和空洞化。     

可贵的自省、慎独精神——从《一件小事》看鲁迅怎样对待文化传统

70年前,即“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向全中国的成年同胞发出号召,要人们肩负起这一神圣的义务: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注释要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

鲁迅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认为:拿别人的姓氏籍贯来开玩笑,这是无聊的攻击。因为姓氏籍贯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与此同时,鲁迅还认为:“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     

经济领域两种改革观的争论仍在继续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改革开放观，这是江泽民1991年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的。他说：“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全力推进"三个转变"

“三个转变”是指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 ,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 ,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 ,这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对成都市要“在加快‘三个转变’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俯首甘为孺子牛——学习鲁迅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主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鲁迅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为革命多作贡献,“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胸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代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同人民的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殊死的斗争。     

鲁迅——“打倒孔家店”的伟大先驱

伟大的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打倒孔家店”的伟失先驱,是“打倒孔家店”这一场伟大斗争的杰出代表。他紧密地配合当时的现实政治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孔家店的反动阶级实质,有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反动的现实政治作用,及时地粉碎了中外反动派尊孔复辟的反革命阴谋,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     

鲁迅"曲笔"索解

鲁迅曲笔的形成 ,受我国史学和美学传统的影响 ,但更受制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鲁迅运用曲笔 ,既是自觉的 ,又是被迫的 ,他把曲笔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武器。研究鲁迅的曲笔 ,不是要学习鲁迅的隐晦曲折 ,而是要学习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继承我国优良的文学传统 ,克服文学创作中的平板、直露和肤浅 ,不断丰富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北伐战争胜利声中魯迅思想的新进展

鲁迅在《三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之后,他在剧烈的斗争中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决非偶然,应该说,从五四到五卅在北京,特别是北伐战争胜利声中在厦门,鲁迅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他的思想确实“有些改变”。鲁迅长期以来为追求无产阶级的革命未来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早在《狂人日记》一文就号召人民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     

略谈李贄尊法反儒的战斗精神

我国历史上法家跟儒家的斗争,以及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斗争,历来是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到了北宋以后,表现为理学(也称道学)与反理学的斗争。李贽就是我国十六世纪著名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鲁迅说过:儒家对言论机关的垄断,“自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明朝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敢于在言论机关被‘业儒’垄断的情况下,独树一帜,猛烈地抨击孔孟之道、反动理学,同时敢于赞扬秦始皇及法家学派,这说明他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李贽在反儒和尊法两个方面,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他前辈的进步思想家。结台批林批孔,研究李贽的思想对于我们汲取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认清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很有帮助。     

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兼论“理势统一说”

王船山(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个杰出思想家,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是超轶前人的。在他的主要著作和社会政治实践中,力图把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到社会、政治和史论方面。因之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仁义相资” (仁义相互为用之意)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阴阳不能偏用”这一概念推演出来的。他就是运用“阴阳互用”、“仁义相资”这一理论来“知人论世”,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思想的。 王船山的政治哲学,主要反映在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当中。他的论述由秦始皇开始。 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秦统一前的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与封建制曾进行长期的殊死斗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环绕这一斗争展开的。这一斗争的中心,集中在仁与义这一对命题的理论与实践上。我们将通过讨论这一命题的演变,看王船山如何使用这一命题的合理内核,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一、仁与义怎样由道德伦理范畴进入政治哲学范畴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思想是如何成为自身的——解读"竹内鲁迅"的一种线索

2005年,日本老一辈学者丸山升的论文集《鲁迅·革命·历史》在国内出版.①我在读其中的《日本的鲁迅研究》时,对他解释"竹内鲁迅"的一段话印象深刻.这段话意在解释为什么竹内好放弃对鲁迅思想"变化"的研究,转而探求鲁迅身上"不变"的因素.他指出竹内好用"回心之轴"、"文学者的自觉"等语言所表现的东西,是鲁迅身上几乎性格化、气质化了的某种因素,因此很难用语言定义、说明,甚至这种定义、说明本身是做不到的.那么,探求这种难以证实的东西的"行为"(方法)背后指向什么?在丸山升看来,竹内好之所以执意去探求鲁迅(表面变化的)思想背后不变的因素是因为他深刻体验到"‘思想'是多么脆弱的东西,或者换言之,将‘思想'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是多么困难".[1](P345)所以竹内好面对的问题是:"对于人来说,最后留下的是什么?人靠什么而得以生存?"[1](P345)这是竹内好把握鲁迅的出发点.在丸山升看来,竹内好能够深刻感觉到这种"思想"的外在和"脆弱",并形成写作《鲁迅》的动力,是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的日本,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许多‘思想家'们,不仅政治上败北,思想也很容易变化,倒向了军国主义、国家主义".[1](P345)丸山升以这种明白而准确的方式把握了竹内好写作《鲁迅》的立意及其得以产生的现实历史脉络.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可贵的自省、慎独精神——从《一件小事》看鲁迅怎样对待文化传统

70年前,即“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向全中国的成年同胞发出号召,要人们肩负起这一神圣的义务: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震天撼地的话语,本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除旧、布新,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是,由于几千年以农立国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的惰性,鲁迅的谆谆教诲,逐渐被人们淡忘、疏忽,甚至背弃了。然而,历史却是无情的,当暴虐的皮鞭抽打了人民的背脊之后,痛定思痛,人们才重新想起了鲁迅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