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化到异化——试论鲁迅的翻译观

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本文探讨了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     

鲁迅翻译的社会学意义——从《小约翰》的新译本看鲁迅的“硬译”

鲁迅的文化构建欲是其翻译的冲动力与标尺,因此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翻译观与实践——"硬译"。     

鲁迅翻译观探析

鲁迅在清末民初提出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后,又提出了“硬译”、“欧化”、“宁信而不顺”等翻译主张,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翻译观。本文拟分析鲁迅的这些翻译观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发现异质语言的世界——再读鲁迅的翻译观

鲁迅对"硬译"的解释,通常被认为是跟他对中国现代性(启蒙)的规划有关。然而,本文却尝试探讨解释"硬译"的新的可能性。这首先要探讨鲁迅对《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态度。尽管他十分关注该书,但却没有对其做出翻译,而是采取了一种延宕姿态,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书中所蕴含的国民性话语的缺陷。他怀疑以透明性(transparent)、同质性(homogeneous)为前提的国民性话语。《阿Q正传》不仅描写了典型的中国国民性,更描写了一种不能以国民性话语概括的异质性(heterolingual)的主体。在鲁迅的写作根底里所具有的对所谓"中国语"的异质性的认识,即知识分子语言和大众语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导致了双方在传达上的困境。鲁迅的写作与假定中国语具有同质性的普遍认识无关,而是跟酒井直树所说的"异质语言的言说"(heterolingual address)酷似。鲁迅的"硬译"要求读者诉诸积极的读书行为,因为中国语本身是异质性的,想要达成毫厘不爽的认识并不可能。鲁迅批判"学衡派"和"大众化"论者,是因为他们都缺失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而是将之理所当然地想象成一种同质性的"民族语言"。总之,我们可以将"硬译"理解为一种异质语言的言说实践,并且不能以所谓的现代性话语加以概括。     

鲁迅翻译策略研究

本文认为鲁迅主要从翻译选日,从直译到“硬译”,从归化到异化以及从语言文化因素等角度来把握翻译,其策略对21世纪的今天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论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他致力于翻译,出于实现"醒世、觉世"的政治抱负.他针对不同的作品,运用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还开拓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路,创一代翻译之新风.鲁迅的翻译策略不仅体现了其政治取向,还体现了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即翻译不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联系密切,译者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

通过探讨鲁迅和清末翻译潮流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分析了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指出鲁迅之所以提倡这样的翻译观是为了端正不信之译风;改造、发展白话文;引进新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     

鲁迅与傅雷翻译观之比较研究

鲁迅的基本翻译观可以概括为"功利翻译观",即其翻译是以有益于社会和人民为原则的;傅雷的翻译观也带有这一印迹,但他更强调为艺术而翻译。两种主导思想差异较大,但在二人的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读者观等四个方面,也不乏差异之外的共性。从这四个方面对二者的翻译观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两人的翻译观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鲁迅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鲁迅终生奉行“拿来主义”。他很早就着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随着文学革命运动向革命文学运动转变，他的翻译重心逐渐转向苏俄文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对苏俄文艺政策与无产阶级文学、“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等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除了“硬译”相关著作之外，鲁迅还撰写了大量的“译序”或“译后记”。这些文字及其对译著的“挑选”展现了鲁迅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     

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看《呐喊》

本文通过举例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英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来探讨译者的翻译观,指出作者采用阻抗式异化翻译策略,其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家园意识与营养主义——“后拿来主义”的英汉翻译策略

一、"拿来主义"与"后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一词是鲁迅首倡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人们发现当时的汉语不够用,无法适应翻译西方思想、文学与科学技术的实际需要。在此情形之下,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大行以"欧化"和"硬译"为特征的"拿来主义","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     

论阐释学理论中的阐释者主体意识

本文从梳理鲁迅的阐释学理论发展的轨迹出发,分析其阐释学理论中的主体意识的表现形式和操控手段等,指出鲁迅的阐释学理论与实践中表现了强烈的阐释者操控意识,无论是“意译”策略中的改译、删译还是“直译”或“硬译”观关照下的“欧化”阐释都有鲜明的主体意识蕴含其中,以达到其借阐释改造国人思想、语言和文化的目的.     

鲁迅反对古文并引进欧化语法原因辨析:中国语文面对现代化与国民性改造的困境

鲁迅的文学成就部分得益于古文,因为经典古文发挥了汉语美学的特长,然而鲁迅却极力反对古文,因此受到质疑。但鲁迅其实不是讨论文学写作。现代化以科技为基础,而科技要求语文精密严谨,这却是古文无法达到的,所以中国现代化也要求语文改革。从"硬译"和引进欧化语法的主张看来,鲁迅反对古文是要中国语文能够精密严谨的意思,符合现代社会要求,并非考虑文章是否写得好。语文改革同时也为了"改造国民性",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语文跟国民精神有联系,也是洪堡特的观点。尽管鲁迅实验性的"硬译"和欧化不是完全成功,但欧化语法词汇已成中国现代语文的组成部分,尤其经过建国后的语文建设和规范,中国语文已成为一种现代世界的语言。"硬译"和语文欧化的弊病是中西交流不可完全避免的现象,若回归古文又不讲究现代语法,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丢弃历来语文现代化的成果。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是媒婆"问题上的分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提出了"翻译是媒婆"的说法,鲁迅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多次批评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贬低了翻译的地位.围绕"翻译是媒婆"的问题,鲁迅和郭沫若就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辨析,推动了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百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范式与批评实践审思

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鲁迅文学语言形成的渊源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鲁迅语言研究和鲁迅的翻译观、翻译语言及翻译实践研究三个方面，在研究范式方面大致形成了历时性的直觉和常识的范式、分析哲学的范式和并不充分的整体论范式。我们需要梳理这些方向和范式下的研究成果，重新辨识不同研究范式的价值、意义和限度，从学理层面和文学研究实践层面探讨鲁迅语言研究的学理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以此发现百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来的审美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及其牵扯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精神诉求和文化趋向的嬗变，推动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走向包含文学语言、创作和翻译主体以及研究主体的整体性研究。应该说，对鲁迅文学语言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探寻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范式革新的可能路径，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发展进程和规律的把握。     

互文性:鲁迅的《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译介

关于《野草》与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已有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鲁迅《野草》的影响上。对于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与鲁迅创作的《野草》在翻译意图与创作意图、翻译策略与创作策略、翻译风格与创作风格的互文性关系却一直没有人涉及。事实上,鲁迅的《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野草》具有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在翻译与创作的意图上,二者都在借苦闷的表现呼唤健全的人性。在翻译与创作的策略上,二者都倾向于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在翻译与创作风格上,二者都呈现出了艰深、晦涩的特点。     

鲁迅论翻译浅谈

<正> 鲁迅毕生翻译了15个国家、111人的244种作品,共约250多万字。数量和他的全部著作不相上下。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翻译经验。他先后共写了近30篇论及翻译问题的杂文和书信,从不同角度,详细阐述了他对翻译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张,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     

从意识形态的变迁看经典译介背后的操纵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注重文本之间的转换,而近年来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代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语言外的三因素对翻译的操控。他将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的各个层面。在此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以翻译经典文学的流变为中心,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活动的研究,从而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化对文学翻译过程的限制和引导,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使译作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     

孙昌熙先生研治鲁迅和现代文学的成就

在鲁迅研究领域,孙昌熙教授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和鲁迅"小说史学"的研究。他的《鲁迅文艺思想新探》,论及到鲁迅文艺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创作、风格、欣赏等。而他对鲁迅比较文学观的研究,确立了鲁迅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者的地位。孙昌熙先生首先提出了鲁迅"小说史学"的概念,并从鲁迅研究小说史的资料准备、科学方法、历史分期、发展规律、评价标准等方面,论述了鲁迅"小说史学"的体系。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孙昌熙先生尊重史实,无论是主编现代文学史,还是对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都能实事求是地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