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可知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因素主要有8个,分别是:非政府组织支持因子、政府支持因子、参与能力因子、经济驱动因子、社区支持因子、社区归属因子、资源禀赋因子、自我发展驱动因子。其中,非政府组织支持因子、政府支持因子、社区支持因子属于政治组织范畴,在8个主要因子中占据3个,可见在山区社区参与森林旅游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是影响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参与能力是制约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的重要条件;获得经济利益是吸引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的重要原因;社区归属因子、资源禀赋因子、自我发展驱动因子也是影响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山区社区参与森林旅游发展的社区旅游增权维度有五个,具体为:政治增权、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环境增权。     

社区参与何以照进现实——社区参与旅游进展研究

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探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的相关问题,当下社区参与更被认为是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及途径之一。我国近十年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多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围绕基础理论、参与意义、现状与原因、对策等方面展开论述,应用性研究居多。目前,我国各地社区参与情况不尽相同、有好有坏,大部分社区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提高社区参与能力势在必行、任重道远。     

困境与选择: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在民族村寨旅游中有其特殊性,它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是基于当地资源和需求的重要旅游发展战略。然而,目前社区参与不足成为制约民族村寨旅游深度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本文从理论研究、实践操作、旅游发展三方面宏观地分析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为主导、社区为核心,借助非政府组织等的外部推动力量落实和深化社区参与,从而有效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研究

“景区旅游,社区休闲”的遗产旅游开发模式,是一条保护世界遗产资源的新途径。这一模式实现的基础是遗产地社区旅游,关键是世界遗产旅游要与社区协调发展。协调机制有世界遗产资源开发规划与社区发展规划协调;遗产景区参与社区建设;社区居民旅游意识和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提高遗产旅游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景宁畲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景宁畲族自治县3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的调查结果进行解读,分析了景宁畲族文化旅游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景宁畲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措施。     

基于和谐发展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研究

乡村旅游中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和谐建设的必要条件,对拉动社区经济发展及环境和资源的保护都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但社区资金缺乏,人员素质低下.乡村旅游缺乏统一规划使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因素,政府必须起到引导和管理作用,经营者应该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手段,社区应该在多方面参与并不断提高自身的参与能力,乡村旅游才能和当地社区共同和谐发展.     

基于社区参与的广西生态旅游发展探析--以梧州石表山休闲旅游风景区为例

社区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极大地影响着景区的发展。同时,社区参与作为生态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旅游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广西梧州石表山休闲旅游风景区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居民对生态旅游认知缺乏、对社区参与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参与程度低,甚至有抵触或消极对待的现象。为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及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景区与当地政府应建立适合的社区参与模式、有效的社区参与保障机制、合理的社区参与动力机制、规范的社区参与利益分配机制。     

"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

研究“社区参与”的大部分文献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 ,对“社区参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有意义。经济学认为“社区参与”就是理性经济人生产和分享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机制。博弈论分析认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由居民分利能力决定。社区参与各个主体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 ,展开了公共利益创造和分享的博弈 ,其博弈均衡是分利能力较强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 ,分利能力弱的居民对“社区参与”比较消极。     

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贵州郎德苗寨社区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形成是当地社区基于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践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该模式下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导致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造成了集体效率的损失。因此,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并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有利于解决郎德苗寨社区旅游发展中的“搭便车”问题,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     

乡村社区参与旅游中的利益矛盾及协调对策

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乡村社区和居民的参与.文章首先对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进行总结,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政府、乡村社区集体组织、社区居民、乡村旅游企业、乡村旅游者五个方面分别对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矛盾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协调对策.     

基于游客和居民感知的红色旅游发展研究

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对促进旅游和红色文化的有机融合、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途径。基于安徽六安红色旅游景区的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游客感知方面存在旅游项目与产品体系欠丰富、旅游基础设施有待改善、旅游商品开发落后等问题;社区居民方面认为红色旅游的发展对社区经济发展存在积极影响,但目前存在受益不均衡、参与有限、生态与人居环境受到负面影响等问题。从拓宽产品谱系、创新产品类型、塑造景区品牌、保障社区利益、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完善管理行为,将有益于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     

加强社区党的建设创建和谐社区

社区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细胞,是市民参与政治最基础的平台,建设和谐社区是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目标,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是实现社区和谐的重要保障。社区及社区党建有着特定的含义,社区党建与创建和谐社区有着内在关系。完善社区党建工作,促进和谐社区建设应采取相应对策。     

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

本文从现有城市社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出发,以新型物业小区为原型指出现代城市社区具有“双重二元性”,亦即“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新型社区发展的中国路径所具有的六个方面显著特点.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特点无论对于社区建设实践还是社区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乡社区服务及其功能拓展

城乡社区服务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近些年来,我国在社区服务方面取得较大进步。然而,社区服务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城乡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仍呈扩大趋势。必须加大对农村社区的投入,推进城乡社区服务设施一体化;发挥农村经济组织作用,提升社区服务造血功能;提升社区服务在合村并居新型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提升社区自治功能等,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服务功能。     

民族地区旅游效应下的社会变迁——以巴东县神农溪漂流地罗坪村为例

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背景之下,旅游地的农村社区无论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社会观念上,都发生了各种变迁。随着旅游开发的纵深发展,这种变迁将会是全方位的、更为深远的转变。村民在旅游开发与发展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仅仅是外界的力量在推动旅游地的社会发展。调动旅游地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和提高民众的参与度,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可持续的、有效的根本途径。     

微旅游研究综述

为满足多元化、多层次、复合型的旅游需求,2008年,中国在旅游工作会议上将现代旅游业转型作为国家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新型旅游产品的开发,使之更具有休闲化、体验性、多元化、特色化。微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在出游时间、方式、目的地、活动内容等方面更加灵活自由。它与短途旅游、背包旅游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时间短,距离近,小众市场,体验性强,无景式,消费少,随意性大等特色,这正迎合了中国旅游产品转型的市场需求。微旅游的发展应在政府部门引导和旅游企业参与之下,遵循自身特色和传统旅游开发的基本性原则,抓住特色旅游市场需求,创造新型的微旅游产品,改善旅游服务质量,努力挖掘潜在微旅游市场,运用信息网络平台加大营销力度,在现有的旅游政策基础上完善微旅游保障机制。唯其如此,微旅游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促进中国旅游业的有效转型。     

云南体育旅游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体育旅游是现代旅游产业与体育产业综合发展的新型业态,它以旅游市场为平台,以健身、运动、探险、娱乐为目的,通过体育旅游活动的开展,可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丰富旅游产品内容,满足现代人出行旅游的多元需要,还可提高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本文针对云南省体育旅游发展的资源禀赋、市场特征、区位优势与存在问题,提出适合云南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发展策略与启动模式,以促进云南体育旅游业的科学、有效与快速发展。     

外籍居民入选居委会的选举逻辑与社区政治空间转换

在高度国际化社区,社区自治与治理困境背后的重要问题是自治主体的确认与社区力量的整合,这就涉及社区中的重要力量——外国籍人。而是否应该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赋予外籍居民存在强烈争议。本文在对上海市H社区2006年居委会换届选举一个多月蹲点观察基础上,分析外国籍人入选居委会的现实需求、法律制度困境、选举成功逻辑以及社区政治空间转换等,并提出国际化社区民主选举与社区自治、治理、社区培育相结合的新发展路径。     

当前我国加强和完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研究

加强和完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街道办事处的职能不明确,条块分割,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严重,社区公共服务亟待提高和完善,城乡社区服务资源严重不足,社区工作者人数少,工作任务重,社区工作专业化水平不高。因此,要发挥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街道管理体制创新,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增强街镇和社区实力,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的社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