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巴”——兼与曹定云先生商榷

"巴"字自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字形一直在不断的简化,但始终保持蛇形的特点,只有识出甲骨文(巴)字中的两根竖线为毒牙,才能使巴之本义浮出水面,也使"巴"字的演变有了合理的解释。《说文》释巴为"虫、蝮",更是证实了巴之本义为毒蛇,并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历史文献及现代动物学证实,这种蛇远古时期称"巴",秦汉时期称"蝮虫",民间又称"反鼻虫",唐宋时称"蝮蛇",明代也称褰鼻蛇,现代称五步蛇或尖吻蝮。     

卜辞所见商代社会史料

儒家称夏商周为"家天下",卜辞中有"王家"、"旧新家",是研究商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卜辞中有"家卢子"即礼书中的"别子";家长称"丁人"。商代有长幼之分,卜辞中有"长子"。公卿称为"大左"、"大右"。卜辞中有"作庸","庸"指附庸。商代的"鄙"位于边陲,良田称"畴",施行井田制。居民定居区域称"奠",相当于后世的"亭"。商王曾考虑迁居"唐土","唐"是夏代旧地。     

再论“巴”之本义为五步蛇——与曹定云先生再商榷

巴人因"巴"而得名,"巴"最早是一种动物名(五步蛇),后来逐渐演变为地名(有五步蛇的地域)和族称(在巴域生活的族群)。甲骨文■(巴)字正是契合了巴人的这一特征,巧妙地将人与蛇的形体融合在一起。而巴式青铜器上的核心纹饰"手心纹",同样可以解释为人与蛇(或称"族群"与"蛇头")的组合,寓意为"祖先"与"图腾"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更是在考古学上证明巴人是崇拜五步蛇的民族。     

网红官员:争议与发展路径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兴起,促使"网红官员"在巨大的"网红"军团中脱颖而出,其身份的特殊性给其带来了足够的流量和焦点。但是"网红官员"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争议,有赞扬者、有质疑者、有反对者。争议的焦点在于官员运用网络是真心为民众服务还是"作秀"吸引眼球。"网红官员"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官员要提升其网络素养,正确规范运用网络;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引导,保障"网红官员"多元化健康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网络社会化对网络管理的启发

网络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如网络社会化不仅造成网络上的道德失范,也会反过来影响现实社会。对网络进行科学管理非常有必要,网络管理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和"以信息为本"的原则。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中国古小说三音三义说

古今小说名同而实异,因此,我们既不应以今律古,也不应以古贱今。名实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探讨名实,既可以依实以定名,也可以循名以求实。古"小说"称名之义可从得音中求解。其名称有三音三义:一为"小说"(音shuì),指战国时期不关君国大事的辩说活动;一为"小说"(音yuè),指这种辩说活动产生的言说效果;一为"小说"(音shuō),指与这种辩说活动相关联的文字著述。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因此,古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小说"之名,应该根据其具体语境所指称的对象来确定,不可一概而论。     

网络社交:女性成主流

正如今,与女性特征、偏好相符合或者专为女性设计的社交网站、应用不断兴起,说明女性正在成为网络社交的"半边天"。一份名为《女性在上网:女性如何影响互联网》的研究报告称,女性每月花在社交网络的时间比男性高出30%,在所有移动社交用户中,女性占了的55%。微信应用一半的用户是女性。随着互联网逐渐发展,我们实现了远程面对面的交流,让女性朋友消除距离限制,尽情诉说感情和交流思想。这些年来,网络社交不仅改变了女性的人际交往方式,还深刻影响到女性的婚恋方式。     

网络行动的规定与特征--网络社会学的分析起点

互联网络的出现与扩展,既是一种信息技术创新形式与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由此即决定了其必然要被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视野之中.然而,网络社会学或者说"网络的社会研究"应从哪里开始呢?在笔者看来,网络行动即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不仅是网络社会得以建构的历史起点,也构成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立足于这一理论前提,本文阐述了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网络行动的社会学界定以及网络行动的特征等问题.     

"网络正义"还是"网络骚乱"——从几起网络道德追杀事件看网民的集群行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中上演了多起与网络道德追杀相关的"人肉搜索"及"网络追杀令"事件.在每一起网络道德追杀事件的背后,都有成千上万的网民参与其中,时网络热点事件进行积极的公开讨论和持续的公共参与.然而,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集聚,是一场有关正义的华庭盛宴,还是一起聚沙成山的网络骚乱?本文从几起具有代表性的网络道德追杀事件入手,试图对此做较为深入的思考.     

“郎中”医生义的源起与“映”之释义

一、"郎中"医生义应起于中唐"郎中"有两义:官名,医生。《辞海》第六版:"称医生或卖药兼治病者。始于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说药’有‘杨郎中’、‘徐郎中’。"《辞源》:"宋人称医生为郎中。宋·洪迈《夷坚志·三至》己三《刘师道医》:‘伸手求脉,……妇在旁,忽鼓掌笑曰:刘郎中细审此病,不可医也。’《东京梦华录》三《马行街北诸医铺》有柏郎中     

白马藏族入赘婚浅析——以四川省平武县木座藏族乡木座寨为例

由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自身的文化传统,白马藏族实行族内婚并有入赘婚习俗。白马藏族称入赘婚为"抱儿子"。通过对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汉族以"抱儿子"入赘白马藏族这一现象的考察,笔者认为,通过入赘汉族融入到了白马藏族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特点。     

论网络政治的生成与现代政府角色的回归

网络社会为民众表达民意提供了一条便捷而通畅的渠道,它也是民众参政议政的一个新空间和新手段.网络政治是网络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而生成的一种政治现象."网络政治"语境下的现代政府角色的本位回归研究,是在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政府角色理论中嵌入"网络政治"民意的考察维度,即嵌入了"网络民意"这一外在的价值主体来检验和衡量政府角色的合理性、公正性和效率性.在网络政治语境中,政府尤其要接受网络民意和网络舆论的考量而承担"网络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清廉政府"等"大角色".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朱熹署称、祖籍及其哲学思想

朱熹在其论著和序跋中除署称"婺源朱熹"、"新安朱熹"、"紫阳朱熹"外,还出现"邹訢"、"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等署称.一九八三年第六期《齐鲁学刊》发表的高令印、阵其芳《朱熹籍贯由鲁至闽考》一文认为,从朱熹的署称研究其祖籍的变迁,不但可以弄清署称的来源,而且对研究朱熹的哲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朱熹的始祖邾子在先秦时居住在今山东南部.朱熹第九世孙明人朱稳曰:"朱氏出自曹姓高辛之后陆终,有第五子曰子安,周武王封其苗曹侠于邾,为鲁附庸,其地鲁国县是也."     

国学正义

"国学"一词自古有之,只是意思与今天大不相同。《周礼·春官·乐师》曰:"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最初的"国学"指国家学校。汉朝改国学为"太学",晋朝又更名为"国子学",北齐称其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直至清朝终结。宋明以还,国学被赋予新意,代表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网络社会":内涵及其特征探析

以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高速电子信息网络正在全球迅速发展.人类编织出的网络,真正成了一张无时不在的网把人紧紧地粘在上面."网络并不是简单地把电脑联在了一起,而是把人联在一起了",它预示着"网络社会"的来临.本文在网络生成的动因分析的基础上,力图揭示"网络社会"这一新生概念的内涵及其特征.     

对网络舆论场及其研究的分析

把场理论引入网络舆论的研究范畴,不仅是对"场"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更加深化和扩展,也是对目前网络舆论研究单面化和集中化的一种反思和提升,目的在于扩展思路、扩充视野,运用新视角来深化对网络舆论问题的研究。场理论与网络舆论研究两者之间的结合,带来了"网络舆论场"的研究转向,研究内容包括:网络舆论实体因素研究,网络舆论场因素研究,网络舆论总场及子场的研究。网络舆论场的研究,为权威机构的网络舆论控制方式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     

网络犯罪的代际演变与刑事立法、理论之回应

从"计算机犯罪"发展到"网络犯罪"是一个历史过程,网络犯罪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基本类型:网络作为"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网络犯罪、网络作为"犯罪空间"的网络犯罪,它们在不同阶段分别在不同侧面、不同方向对于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提出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在现阶段属于共存的状态。回顾这一回应过程,在网络犯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刑事立法、理论的回应一直是被动反应式的,缺乏科学化、系统化的反应体系。未来的应对思路,应当以网络犯罪的三种基本类型为基本背景,确立"网络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章节地位,甚至在适当时制定独立的"反网络犯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