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艺术论

<正> 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他力图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使美学和文艺学奠定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之上。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观从来都是从属于一定历史观的,他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利〉序言》中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一) 生产力的状况;(二) 被生产力     

《反杜林论》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正>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光辉的日出。虽然恩格斯谦逊地把这一伟大发现归功于马克思,但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发展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全面地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实质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这个《序言》的思想,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唯物史观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也是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在反对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完全有理由说,唯物史观的这些理论成果,在《反杜林论》中都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反杜林论》是对唯物史观发展三十年来(1846年—1876年)所取得的一切成果的一个卓越的总结。正如恩格斯说的,唯物史观的“大     

重访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考察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青年恩格斯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该文在《德法年鉴》发表后对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后来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它的写作直接服务于青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其有关私有财产的批判中折射出恩格斯仍然受人本主义方法的影响,有关价值和土地问题的理解仍然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庸俗化阐释的影响。《大纲》中价值概念背后的生产问题的发现,对马克思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具有启发意义。恩格斯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劳动和资本对立关系的分析)走向对工厂制度和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发现了经济事实这一现代世界的决定性历史力量。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工业和动产的分析),把握了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关联,开始意识到人本主义自身的理论困境。尽管在具体理论道路上略有差异,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走向唯物史观的新的理论起点。     

论《哲学的贫困》对唯物史观创立的贡献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系统地阐述自己新世界观的基本观点的著作。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经济理论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基础,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进一步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想,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哲学的贫困》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全面、系统、确定和基本完善,最终完成了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两种生产”理论是何时提出的?

国内在讨论“两种生产”理论中,涉及这一理论在何时(何处)最早提出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意见:(一) 是在1843—1844年恩格斯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完成了探寻历史发展动因的最初构想。(二) “两种生产”理论早在1845—1846年马、恩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作了系统的表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的唯物史观只是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对四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全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决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刊物上已发表不少文章加以论述;至于它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则尚未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因而有必要对此作一番探讨和阐发。     

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

政党活动是近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政党史也因此成为近现代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政党史乃至世界政党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7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及其领导作用的发挥,中共党史学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种专史,逐步得到确立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不足之处亦显而易见,突出表现为浅、窄、粗,即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研究领域狭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分析问题不具体,使用材料不精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中缺乏理论的指导。作为一门历史学科,中共党史的研究,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为指导。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层次。因此,在党史研究中真正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就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前提。张静如先生的新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就是关于在党史研究中如何贯彻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一本力作。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的再认识——几个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当今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话题。文章围绕几个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同仁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见。      

略论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恩格斯在其生活的最后十二年里,他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在反击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篡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写下了一系列光辉著作,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四十多年的战斗经验,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透辟的发挥和重要的补充,为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科学地分析了原始社会,系统地阐明了社会发展史,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填补了唯物史观的空白。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灭亡的规律作了透辟的剖析。限于当时缺乏足够的材料,还没来得及运用唯物史观对上古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原始社会在当时还是个“谜”。恩格斯为了继续马克思的未竟工作,建立系统的、完整的唯物史观大厦,以他对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以及一部分封建社会的悉心研究,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部光辉著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人     

内在契合与外在机运——中国现代文坛接受《苦闷的象征》探因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代文坛接受《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为《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契合是被接受的基础,其现代精神是能被接受的必要条件;而改造国民性、张扬个性的时代使命和文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外在机运.这种接受是历史的必然,其实质是在外来因素激发下,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认识和现代转化.     

《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新青年》是我国五四时期传播唯物史观的主渠道之一,《新青年》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唯物史观的内涵;二是唯物史观的价值;三是唯物史观的运用。《新青年》对唯物史观的传播,对于我国近现代历史观的革命以及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马克思哲学之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偏颇性

马克思哲学之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偏颇性有 :马克思并未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一词 ;《18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探讨被忽略不计 ;并未研究历史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当做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形成被抽掉哲学观前提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才开始的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倒成了《形态》中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来源。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成熟的标志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的巨大贡献。但是,对于唯物史观成熟的标志,至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长期来,一般都是以1847年至1848年《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近几年来,又有人认为应以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还有人认为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成熟有其特征,一方面是和旧哲学划清界线;另一方面是系统地正面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具有这两个特征的是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评介

1 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河上肇于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从1905年开始在《读卖新闻》上陆续发表《社会主义评论》和《经济原论》等文章。但那时,他还不是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理论研究,由1908年到1928年,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才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著述很多,其中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研究》、《资本论入门》、《经济学大纲》、     

马克思主义政府服务观探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此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们构建了各自有关国家、政府与人民关系的理论,提出了各具特色但本质一致的政府服务观。     

晚年恩格斯的时代关切与理论创新——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总结、捍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建构的主要依据之一。结合时代发展,回应现实问题,恩格斯在文本的展开中阐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价值、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恩格斯辨析阐明了唯物主义立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自然科学进展、唯物史观等基础问题。文本的叙述和理论的阐释,体现了恩格斯对于1848年革命之后德国社会发展的准确分析,对于德国思想界变化的敏锐把握,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判断。总体来说,《费尔巴哈论》堪称立足时代、面向大众,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创新的光辉典范。今天,重读恩格斯的这部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学术支撑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府服务观探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此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们构建了各自有关国家、政府与人民关系的理论，提出了各具特色但本质一致的政府服务观。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肇启——基于湖南大学讲义《法理学大纲》的考察

李达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巨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奠基人。李达于湖南大学任教时所著讲义《法理学大纲》是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著作,首次用科学的世界观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法理学体系。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法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对象,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探索了现实路径。《法理学大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对法理学哲学派、自然派、分析学派、历史学派、比较学派、社会学派等其他学派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李达之前,法理学研究虽初具规模,但多为舶来品的翻译介绍,《法理学大纲》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现实,体现了法理学研究本土化的趋势,彰显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自主性与理论自觉。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力量源泉,是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行动纲领;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明是非、辨方向、增信心、鼓斗志的理论指南。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纲领性文献,又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一) 《讲话》依据唯物史观,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70年斗争历史的极其丰富、极为成功的宝贵经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共产党70年斗争的胜利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胜利历史。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发展的前景,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     

唯物史观由假说向实证的转变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已基本形成，但理论的创立并不等于理论的完成，在未被验证之前，它仍只是一种假说。马克思《资本论》的出版，不仅标志着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而且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完成，实现了由假说向实证的转变。